面对是否实施核打击，李润石也一时无法回答。思考了一阵后，李润石发现自己并不拒绝使用核武器，只是无法推算出核打击的时机。
既然还推算不出来，李润石就问何锐，“主席认为核打击时机之前，我们是否已经攻入欧洲？”
何锐的思考与李润石一样，已经完全接受了使用核武器的必然性。既然不存在是否使用的考虑，何锐在意的只有使用的时机。从美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纳粹德国的疯狂来分析，核打击并不足以摧毁这两个国家的反抗决心，甚至有可能会更激发出两国死战到底的决心。
虽然有种看法认为，美国资产阶级是要详细核算成本，所以美国不可能打到底。但何锐不这么看。在没有认清核武器能够彻底摧毁美国工业之前，美国不会拒绝打到底。
以历史上的古巴导弹危机为例。那场差点爆发全面核战争的冲突，以赫鲁晓夫暴露出其底线收场，所以有人认为赫鲁晓夫认怂，苏联失败。
实际上那全球核战危急中，苏共的确展现出其底线，那就是不愿意损失巨大的人口。赫鲁晓夫之后被推翻的理由不是赫鲁晓夫展现出苏共的底线，而是赫鲁晓夫明知道苏共底线，却误判了美国的战略决心，所以自取其辱。从这个角度而言，苏共做事非常糙，令人厌恶。但是其底线可比美国高多了。
有种说法，念及最无辜、最软弱的儿童，就足以让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开战的问题上有所踌躇了。而在军事机器的概念中，伤亡不过是数字而已。据当时的估算，如果对古巴发动空袭与占领，美军将死伤二万五千人；如果战争爆发，仅苏联已布署在古巴的导弹就足以杀死八千万美国市民。
但美国将领们还是要打。将领们已成功地将这些生命抽象化，将数字与血肉之躯相剥离，这就是现代按钮战争赋予将领们的特殊的残忍。生命不过是数字而已，可以在办公室里算来算去。
一个为美国军方工作的科学家关于一次防务讨论会的回忆，他的回忆使我特别清晰地看到了军事决策圈将人的生命数字化的情景："一次，我们重拟一套攻击方案，采用了稍微不同的设定，结果发现立刻死亡的人数由原来的三千六百万降到了三千万。每个人都坐在那里点头称是，说：‘太好了，真是了不起，才死三千万人‘。
突然，那位科学家意识到了他们在说什么，便脱口而出：‘等等，我刚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我们谈的是什么……才死三千万人
才死三千万人‘沉默立刻笼罩了房间，没有人应答一个字。他们甚至连看都不看那科学家一眼。而那位科学家在后面写到，“那气氛真是可怕。我觉得自己像个女人。在军事机器的运行规范中，是不允许讨论数字后面血的真实的。否则你就会被视为女人不是男子汉，而且你还将被开除。我想很可能在军方将领的眼中，肯尼迪总统就是一个女人”
这种争强好胜才是美国真正的民风，因为从来没有遭到过惨重损失，所以美国的承受能力异乎寻常的强大。何锐一直不愿意与同志们讨论这个思辨过程，因为何锐认为即便将五大湖抹为平地，美国还会继续战斗下去。
何锐又快速摸出根烟，仿佛救命般点燃抽了一口。虽然被认为是老烟枪，何锐自己对抽烟完全没特别感觉。只要是抽烟而不是吸毒，就只有不舒服与更不舒服之间的差别。现在何锐只是需要抽烟带来的刺激，既然何锐必然死在工作中，何锐也就不在乎抽烟把自己抽死的可能性。
“主席，我倒是希望美国南方能够成为黄雀。这样就可以终止战争了！”李润石的声音响起。
何锐只觉得心情立刻好了起来，人生得一知己，其欢欣的感觉立刻冲淡了思考带来的痛苦。何锐掐灭了刚抽了一口的烟，“润石同志，你说说你的看法。”
李润石慢悠悠的说道：“我的看法还不完善，既然战争还得继续打下去，我们何不让美国上层感受到我们希望美国分裂的意图？”
何锐听出了李润石的迟疑，因为这种战略思考本身就牵扯太多方面的内容，哪怕是身为军委副主席的李润石也不具有这样的权限。
何锐很喜欢这样的战略坚定，却还是不太敢完全相信李润石。就试探道：“润石同志，如果是这样的做法，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讨论。”
李润石当即表达了反对，“罗斯福并不是以一己之力发动的战争，所以他个人的意见已经不足以做出停止战争的决定。”
何锐这才对李润石放下了心。能够坚定这种看法的领导干部极少，文明党上层中加上何锐与李润石，一共有4个。分别是何锐、李润石、程若凡、胡秀山。胡秀山是完全从军事角度进行的分析，程若凡的坚定观点源自于他的理想主义情怀，因为程若凡会本能的将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者归于没有心肝的坏蛋行列。这种激烈的情绪不对，分析方法也不科学。不过其结果倒是意外的正确。
据说肯尼迪恰好在危机前读过巴巴拉．坎奇曼所著的《八月的炮火》，这本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史书使他对谁都不情愿但谁都又添了一把火才糊里糊涂爆发的战争怀着高度的警惕。那书中有这样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