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是苏共内的理论派，谈起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上对苏联的挑战，脉络清晰，内容详实。贝利亚则是苏共内具体工作的执行者，在布哈林的讲述中，贝利亚看似沉稳，毫无表情，其实随时关注着斯大林的反应。
贝利亚很清楚，苏联需要中国的援助，但是斯大林不能允许这些援助在苏联内部制造出新的路线斗争。贝利亚注意到，哪怕是斯大林并不喜欢布哈里，至少在布哈林讲述这些内容的时候保持着沉默的支持。
确定了斯大林的立场后，贝利亚在布哈林说完第一阶段内容后问道：“那么，布哈林同志认为在哪些领域需要格外注意。”
若是如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听了贝利亚的提问后，肯定会指点江山，开始讲述自己的要求。出乎贝利亚的意料之外，布哈林答道：“具体工作自然由贝利亚同志决定，我只是阐述自己的看法。”
这种踢皮球的手段的确很适合当下，该说的由布哈林说，做事就由贝利亚做。不管是布哈林还是贝利亚，都是在为斯大林服务。
贝利亚对此非常清楚，便没有与布哈林继续交流，而是转向斯大林，“总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么？”不管布哈林如何滔滔不绝，如果斯大林不开口，贝利亚就不会采纳布哈林所说的任何一个字。
斯大林内心也在盘算。战争打到现在，尤其是丢掉了乌克兰之后，苏联的煤和铁的产量暴跌，工农业产值遭受到巨大打击。在这种时候，中国的援助必然会引发苏联国内对中国的期待与好感。斯大林知道这种事情无法避免，他只是想避免中国趁机干涉苏联内容，在苏联国内挑起新一轮的路线斗争。
面对贝利亚的问题，斯大林觉得贝利亚能理解这些，就答道：“贝利亚同志，你提交一个方案给我。”
贝利亚回到办公室后就召开了会议，克格勃内部已经完成了计划，现阶段只需要强化一下斯大林在意的内容。克格勃内部的主要人员很快就提出了具体办法，既然是要隔断中国援助人员对苏联工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最好的办法不是强硬的限制中国援苏人员的行动自由，通过多举办舞会，餐会等手段就可以占用这些中国援苏人员工作之外的时间。
至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求接受中国援助的苏联企业党委强化企业内教育，让苏联技术人员与工人把注意力都放在加紧生产支持战争上。多安排生产小组，轮流跟着中国工程师与技师们学习，让中国援苏人员没有长时间与固定的苏联工厂人员相处的机会。
在选拔接受培训的核心人员的时候，在政治审查上认真把关。选择忠于苏联社会主义的苏联骨干技术人员。这些苏联骨干天然就倾向于支持苏联的制度模式，会很本能的反对其他意识形态的入侵。
贝利亚很认同克格勃内部提出的方案。虽然这些方案在那些靠意识形态上位的“整人专家”看来肯定有问题，但贝利亚很清楚，当下苏联急需的是中国的援助，并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提升苏联的实力。
如果苏共中央认为中国的援助对苏联有害，不接受中国的援助就行了。既然邀请中国技术人员到苏联来，就不能让中国方面感受到敌意，从而使得中国中断援助。这就是当下克格勃当下的工作底线。
贝利亚的方案立刻得到了通过，根本没人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包括尹泰达在内的援苏人员在一周内就享受到了苏联的生活方式，一周参加了两次舞会，一次聚餐。
对于尹泰达来说，苏联女性的确非常有吸引力。苏联方面提供的伙食则充满了异国情调，现阶段倒还行。到了第二周，尹泰达就觉得有点不是很舒服。苏联这边的肉类供应比起朝鲜本地多，但是做法与朝鲜不一样，蔬菜的区别更大。
当下自行车厂开始进入到工厂生产线调整阶段。为了将苏联的生产模式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模式转为流水线生产，除了要调整自行车厂的设备，还要对生产流程进行调整，导致工作强度快速提升。这种情况下，不合胃口的饭菜让尹泰达感觉不太舒服。哪怕是舞会与餐会都没办法消除来自身体内部的疲劳。
身为中国企业在朝鲜分公司的朝鲜员工，尹泰达知道根本轮不到自己提出不同意见。当接到让他放弃一次舞会，前去参加援助人员内部活动的时候，尹泰达发现自己居然能放弃舞会的诱惑，就这么去了。
到了规定的集合地，尹泰达就见到一处工厂内的空地上立起了十几个玻璃房子。进去后才发现这不是玻璃房子，只是向阳的位置上铺设了玻璃窗，背阴的位置依旧是厚实的砖墙。
在这些结构十分简单的房间里，密密麻麻放了一排排的架子，架子分为四层，每一层上面都是一长条水槽。尹泰达凑过去看，就见水槽里漂浮着一排排的东西，每一排都有几十个圆形的东西，圆形物体中间有了一颗小小的绿色植物。
召集人对尹泰达等援苏人员说道：“同志们，这里是咱们的水栽培室，每个人每周都要来这里工作至少一天。”
说完，召集人就开始安排工作。尹泰达很快分配到了工作，是将已经完成育苗的生菜苗装入栽培筐，放进水里。虽然这方法与尹泰达在朝鲜农村的下地完全不同，却也是农活。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