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学习都很认真,因为他们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很多人为之苦苦等了十年。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就是三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每天早六点上早操,晚上十点熄灯后,很多学生依然躲在被窝里用手电学习到深夜。 更有聪明绝顶的同学,把天棚电线的绝缘橡胶包皮剥开一厘米左右,掐掉台灯的插销,换上“狼牙夹子”,夹在裸露的铜线上,继续学习,直至下半夜,大有凿壁偷光的古风,十分刻苦。一旦来了查夜的老师,这些学生只需一拽电线,就将台灯藏进被窝儿。查夜老师明明看见寝室内亮着灯,却找不到灯在何处,只能干瞪眼。 大学生深知自己肩负着振兴民族的重任。十年间,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拉大了!莘莘学子必须努力学习,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全国的大学那个时候的食堂伙食只能维持温饱,有很多同学晚上学习饿了,就用开水酱油泡紫菜加一个冷冰冰、干巴巴的馒头充饥。尽管如此,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仍然不减。 七七级的学兄、学姐们的年龄层次差别很大。从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到七七届高中毕业生都有。简而言之,在一个班中,学生的年龄散布在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这在今天看来绝对不可思议。其中,很多人都是上过山,下过乡,扛过枪的,不少人在农村已经结婚生子了,甚至那时候还出现过父子同校读书的奇观。七七级学生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由于种种原因的耽误,七七级入学时间晚了半年,一九七八年春季入学,毕业也因此晚了半年。 和七七级、七八级学兄学姐比起来,七九级的口碑不佳,一是前两届学生的成就过于辉煌,反衬之下,七九级自然落在阴影之中。二是七九级这届学生以应届高中生为主,满打满算,只有两年的时间认真读书,功底薄弱。八零级和八一级的学生情况相近,八零级入学前认真读书的时间长一些,基础好一些,口碑尚可。如此一来,七九级的学生就如同“三明治”中间夹的那叶青菜一般,上下受气,最不受待见。 那时候,诸如打架斗殴等非好孩子行为均以七九级为最。七九级的恶名直到八一级小学弟、小学妹入学,总算由于难弟的分担,才稍见淡漠。 当八一级新同学入学后,就出现了五届学生同处一堂蔚为壮观的景观。为了解决宿舍紧张的矛盾,恐怕不只是埠头大学的领导殚精竭虑。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战智湛他们寝室一下子挤进来四个七七级的学兄。学校领导还美其名曰的安慰同学们:“七七级你们的学兄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你们寝室很快就会恢复原状。” 但是,一个房间里要塞进去十个人,一千多人挤在一栋楼里也是蔚为壮观。洗漱、上厕所需要排队自不必说,单单就是寝室中那个闻之欲呕,不闻又躲不开的味道,就足以把学生们折磨疯狂。这帮八一级学生来到大学校园后显得很生猛,常常打得学兄们抱头鼠窜。战智湛他们系七七级的学兄黄军开始时不识时务,总是以“大哥”自居,结果被几个八一级的学弟多次围殴。有一次逃无可逃,竟然躲进了学校保卫处。直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三寸丁谷树皮”领着派出所的冯所长把那几个学弟抓进笆篱子蹲了几天,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每当黄军喝多了谈及此事,总是苦笑着摇摇头:“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真干不过这帮生荒子。佩服!这就叫做‘不服不行’!” 无巧不成书,黄军居然也凑到了战智湛他们寝室。后来据黄军喝多了自己讲,他的太爷爷曾经是伪满洲国埠头警察厅的警长,虽然没有对人民犯下什么血债,但却是个十足的汉奸。也可能,黄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黄军在继红小学校上学时,黄军的爷爷经常带孙子乘八路公交车去上学。每当黄老先生带着孙子走向车站,看见远处驶来一辆八路公交车时,总是立刻对身边的孙子大喊:“黄军……快跑……八路来了!” 和黄军一起挤进战智湛他们寝室的还有黄军他们班的班长老苗。初识老苗,大家都以为他是送某位同学来上学的家长。战智湛多年后还记得老苗当时的表情,他先是一愣:“家长?” 接着,老苗就会自我介绍道:“我姓苗,禾苗的苗,大家叫我老苗好了。我是你们七七级的同学,比你们痴长几岁而已。” 没几天,大家彼此就熟悉了,得知脸上刻满了被风沙侵蚀过的一道道痕迹的老苗是天津知青,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个公社的团委书记,委培生,三十四岁了。是和津沽著名的知青烈士张勇一批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 论年龄,老苗比战智湛大了一轮还拐弯,比战智湛他们的辅导员柳老师大了将近十岁,就连柳老师也得敬他三分,私底下常常叫一声:“老苗哥!” 老苗爱喝酒,常请学弟们在校外的小饭馆里喝点儿小酒。每每几杯白酒过后,老苗就开始说了:“诸位老弟,有机会一定来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