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不管淮南道的府兵。 因为若是征西域只出就近的关内道的府兵，等到西域平定后，关内道估计人均都有几转军功，淮南道和河北道府兵怕不是看的眼珠子都绿了。 因此这种情况下杜如晦是颇为好奇的： “不知后世军制如何？” 李世民浸淫战阵多年，对此反而不是很关心： “无论何种兵制，最终不过都是求士卒敢战之心。” “贞观府兵强悍，那也是强在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将帅敢为先，为国不惜身。” “能做到这些者，无论府兵募兵，皆为劲卒。” “做不到者，空有军府，亦是无用。” 既是对杜如晦的回答，也是李世民的自问自答。 此时李世民想起来的后世那军卒前冠以人民之名，想起来这后世军队能对着天灾而行进。 他倒是隐约间明白了一点，更是想起来了很久之前的一次自问： “何为强军？” 李世民自问自答道： “道者，令民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李靖对孙子兵法称得上是倒背如流，此时与目有懵懂的苏定方解释道： “孙子谓曰，强兵致胜有五法，一曰法度严明，二曰将帅智勇，三曰通晓地利，四曰能得天时。” “此四者，皆不难，陛下所言乃是第五。” 李靖一开口，苏定方就想翻白眼了，这还不难？ 行吧，对您老来说可能确实不难。 苏定方也记起来这是孙子兵法的开篇之言。 正因为是开篇，所以往往被人忽视，都去研究后面的谋攻、兵势、虚实、军争等等了。 孙子说的简单，但苏定方也明白过来： “这五曰得道，何其难也，谁能做到？” 民上同意，即士卒百姓与君主同一个意志，这样军队就能生死不惧。 按光幕说法，贞观年间的府兵也不过是为军功而战，跟得道差了老远。 杜如晦同样也想起来了那支对着天灾冲锋的人民军队，轻叹一声道： “后世之军，即为得道之军。” 苏定方和李世勣不太能相信。 李世民笑笑表示理解。 【因此，唐军战斗力的下滑和府兵不府兵关系不大，跟李治关系比较大。 李治一看老爹募兵效果很好，也有样学样。 但不同的是，李治的募兵战斗力越来越差，健壮的募兵越来越少，后期甚至出现过征的都是老弱都还征不满的情况，与李世民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后来刘仁轨看不下去了，上奏疏给李治阴阳了一顿，他总结了一个关键时间点。 显庆五年，即公元660年。 这一年苏定方平葱岭三国，班师回朝，随后在封赏上，李治做了一件不太地道的事儿： 对远征军阵亡的士卒，不再授功，也不再过问。 贞观年间士卒敢效死命的一个原因就是即使身死，只要立功了，这份功劳也能遗泽到家人头上，李世民时期还会派特使慰问死者家属，祭奠阵亡将士的英灵。 对于这些福利，李治通通取消了。 而后来，到了平百济、围平壤的时候，李治变本加厉，不仅战死者没有奖赏，活着的也会被克扣军功。 因此660年后，唐朝每次征兵的情景就跟李世民时期反过来了： 身强体壮、家有余财、在官府有关系的人，会努力上下打点，东躲西藏，只求不被征兵。 没钱走关系的人，即使是老弱，也要被强行募入军伍。 这种情况下唐军战斗力怎么可能不下降？ 高宗一朝，每战必募兵，而且募的越来越多，就如大非川之败后，李治很可能就是痛定思痛： 朕募的兵还不够多！ 于是一股脑募了三十万人出来交给裴行俭，就是怕输了。 也就是当时裴行俭确实有水平，把三十万大军安排的井井有条。 不然换个别人，还没等跟突厥开打呢，这群素质参差不齐的唐军自己就有可能先把后勤弄垮了。 而李治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小气呢？因为他留着钱有大用： 他要代父封禅了。 高宗和武后的封禅大举从664年开始准备，一直到666年年初才正式封禅。 这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