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关圣，祈求雨露甘霖；而再三祈求后仍不下雨，农夫们便会直接将神像推倒拖到野外，经受烈日暴晒狂风吹打；如若还不识趣不肯降雨，那干脆便是斧凿鞭捶一齐上阵，从上到下将龙王爷痛殴一顿，非打到它降水不可！ 当然，这份待遇也不是龙王爷独享；真到了万不得已情势所迫的时候，不仅仅是小小的龙王，即使当地城隍土地灶王爷，乃至三界荡魔大帝关公关云长等，统统都是要被庙外晒一晒太阳，所谓红红脸出出汗，免得尊神们在天上歆享香火太久，忘了人世间门的苦恼！ ……所以，什么是四海八荒，不养闲神呐？ 自然，天书叙述这份民俗文化，并不仅仅是开阔皇帝见闻而已。这些求雨的风俗虽尔粗陋且迷信，但却恰恰映射出了由下而上，根植于文明骨髓的底色——某种强烈的、不可掩饰的实用主义。 什么是“实用主义”？皇帝并不明白这后世的术语，但也能从求雨仪式那离谱的作为中猜测一二。中原百姓为龙王塑金身、供香火、勤祭祀，真是因为信仰龙王这位神祇么？不，他们种种的殷勤，不过是因为龙王能布施甘霖，极为“有用”而已——积年的供奉与香火，与其说是出于信仰的奉献，倒不如说是给龙王爷开的工资。 可一旦龙王爷没有用了呢？那么中原的百姓，虔诚淳朴不惜以身家供奉神明的百姓，抛弃这些高高在上的尊神比抛弃一根杂草都更容易。他们鞭打龙王鞭打城隍时，可绝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推而广之，这种“实用主义”的信仰，难道仅仅是对龙王爷而言么？自开辟以来凡数千年岁月，中华文明曾经对许多理念许多观点许多意识形态都表示过相同的“虔诚”，但以后者观之，这种虔诚多半是如百姓拜龙王一样的虔诚；之所以倾心信奉而执礼端肃者，不是因为执着与狂热，而是因为这套玩意儿真的“有用”。 可要是这玩意儿突然没有用了呢？ 对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感触最深的大概就应该是儒家。自天汉以来上自朝廷下自庶民推崇孔孟无所不至，两千年时光里诸位贤人高士兀兀穷年，将整个儒家体系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长久坚定的真诚信奉，笃定不移的敬拜供养，无怪乎会给西洋人留下一个“儒教”的印象——信奉如此诚挚，又与宗教何异？ 然而，儒学当真有了如“宗教”一般不可质疑的地位么？当这一套学说如日中天，尚且可以维持封建时代华夏鼎盛国力之时，或许还看不出这举国上下一致虔信中的纰漏；但整个封建时代都已风雨飘摇，而儒学大师们再也无力抵御坚船利炮时，那所谓的虔信才真正露出了底色： ——已经没有用处的东西，凭什么还敢盘踞在神座之上？！ 要知道，自甲午前的“以仁义为干戈”、“孔子为中国之教皇”，那由上而下对儒学安之若素的迷信，到天下鼎沸社稷骚乱，人人高呼“打倒孔家店”，只用了不到三十年的功夫！区区三十年的光阴里荣枯变易，相伴整个文明两千余年的学说居然骤而被弃若敝屣，乃至于斩草除根扫地无余，几乎将整个儒家体系都连根拔起。 要知道，即使同样面对天下未见之大变局，当工业狂潮叩关而至，往日余晖渐渐暗淡之时，绝大多数文明都依然与传统缠绵悱恻，牵连不去——这实际上也是自然之理；对他们来说，这些短则数百年长则千余年的传统已经深入骨髓，怎么能轻易抛舍？池鱼思故渊，人之常情，本就是如此。 可华夏呢，可华夏呢？相较于独尊儒术的这两千年时光，三十载岁月不过是弹指一挥间门而已。但仅仅就是这弹指一挥之间门，整个文明由上而下毫无迟疑，便能以如此断然决绝的态度彻底斩断往日的一切牵连，但这一份决心便是举世无匹天下无双，乃至于叫人听了都要生出胆寒——什么叫实用主义？这他娘的才是实用主义的巅峰！ 归根到底，在这种实用主义的习惯里，孔子不过是另一具更加尊贵的“龙王”而已，儒家学说“有用”的时候，他是高踞文庙享举国香火敬拜的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而儒学“无用”的时候，他便立刻成了孔家店孔老二反动头子，活该被推翻在地，挨上一顿痛打——而这个整个过程之顺滑流畅，甚至都不需要做什么心理建设。——什么“儒教”，什么“虔诚”？哪门子宗教的神祇是这么个待遇？！ 当然，孔夫子本人与龙王爷都未必罪行深重至此，那种横扫无地斩草除根式的残酷，多半是整个民族在绝境时过于极端的挣扎而已。等到危局消解，文明走入复苏的渠道，渐渐心平气和的人们也会给过往的历史以公允的评价——但也仅限于此而已了；大成至圣文宣王一旦失去了它的用处，那数千年穷尽一切心血所研究出的儒学学问，便从此束之高阁，只能是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了 这个文明，可是从不养闲人的——即使圣贤也不行。 自然，摒弃孔子不代表不要治国的学问。以后世的经验观之，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