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未央宫中召见太子太傅, 虽然内容并未外泄，但在此敏感谨慎的局势之下，依然激起了不小的风浪——随着新学传播日广, 学派冲突日益激烈而难以遏制，列门列派有所声望见闻的大儒，都或主动或被动的搅进这争夺道统的一池浑水之中；就连平息已久的儒道黄老百家的争论，居然也因此而再起波澜, 生出了不可预料的变故。 这种种变故当然并非皇帝所望, 但纵使强力如当今天子，也很难把握这波涛汹涌的乱局。虽然“新学”是县官与汲公乃至东方朔等所一手炮制，精心筹谋规划无所不至, 可一旦这学说流布开来拥有了生命力，那么即使是创始人也很难把握理论被扭曲变动的走向了——事实上，新学的传播速度超出了所有人最狂野的预计，即使有造纸术的强力助推之下，一个崭新创立的学说以区区半年的时间横扫关中、博取拥趸无数，仍旧是太让人瞠目结舌了。要知道, 当年公羊派有皇帝赤·裸裸偏袒, 赢得这天下三分的成就, 都花了少说十年的光景！ 某种意义上，这与其说是新学精妙绝伦，妙语纶音一发中的, 轻易折服万众之心；倒不如说是恰逢其会, 迎合了潜伏于大汉民间长久的心思。 而今中原承平七十余年, 由上而下安于富庶，求文论字者不知凡几；如若连边境戍卫的士卒都能有一本《急就篇》，稍微宽裕一些的人家, 怎么能不兴起求学上进之念？但相对于如此广泛真挚、急切热枕的求学之念而言，当今这求学的门槛却真是太高，太高了：兀兀穷年悬梁刺股凡二十余载，才能精通一部《春秋》、《孝经》，这样的时间精力，几人可以克当？相较于这古老、死板，冗长得不可思议的经术流派，显然是平实朴素，讲究“万物皆道”，而不执着于词章句读的新学更贴合大众的口味。 所以，当新学刚刚流布扩散，被压抑于中原数十年之久的求学热情便等于瞬间被点燃，于是乎星火燎原席卷蔓延，立刻便有了此一发不可收拾的事态；而今崇信新学的寒门士子遍布关中上下，热情猛烈亢奋犹如雷火，即使高高在上的朝廷也再难把握。那种汹涌澎湃难以遏制的情绪，并非是被新学本身的妙语纶音高妙议论所折服，而是这数十年来被旧学所压抑的愤恨绝望的总爆发——所谓捧一踩一，指桑骂槐，不过如是。 有这样一份捧一踩一的心思在，那基本可以料想民间新旧的学派冲突是怎样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了。如果说京畿重地还有内史与京兆尹全力弹压，那么关中以外基本就只能放任士子们彼此热情交流而已。当然，这种仅限于民间的手脚口舌争论无关大局，在学术斗争逐步白热化之后，双方有见识的大佬都逐渐了悟，而将目光投向了京城。 ——而今能决定冲突辩经之胜负成败的，恐怕唯有朝廷公卿！ 以当今局势判断，旧学固然树大根深枝繁叶茂，但执新学之牛耳的汲公却也大蒙皇帝恩赏赐；数年间这位直臣青云直上而贵幸莫比，不但轻易有了如丞相御史大夫一般开府辟衙入内朝议事的特权；于是两相抗衡难分高下，旧学所最擅长的以大欺小以强欺弱便从此失灵了——大家都能从上面摇人，那就谁也没法分出胜负。 当然，旧学传世已久，那还是有独门之长的。虽尔公羊谷梁诸派冗长啰嗦繁琐到不可思议，但历代大儒在经传上皓首穷经苦心钻研数十年近百年之久，那对圣人微言大义玄语纶音的剖析，便真是精微高妙、莫可比拟。别说汲公本就不以学术见长，新学在理论的厚度与深度上实在难以拮抗；就是起孔老夫子于地下，那看着诸位大儒的煌煌巨作，估计也只能瞠目结舌而已。 但这种理论上望尘莫及的厚度与深度，如今却未能展现出什么效力。研习旧学的士子毕竟太少，民间辩经中双拳难敌四手，玩嘴实在玩不过一心崇信新学的寒门士人。而高层斗法倒不讲究以多取胜，但大儒们要在君上乃至诸重臣面前公开展示自家学说的优势，那总得克服一个小小的弊端——这套玩意儿如此之深，谁特么听得懂呢？ 总不能指望皇帝陛下领悟这至玄而至深的儒家哲学吧？ 在这一点上，当今丞相公孙弘就相当之有逼数。即使近水楼台先得月，但除日常政务以外，他也从没有给陛下宣讲过一句公羊春秋的经义——这位丞相心中一清二楚，皇帝虽尔青睐公羊派的大复仇理论与大一统学说，但本质不过是老刘家根深蒂固的海王本性，所谓叶公好龙而已。以今观之，县官估计都不会在乎这大一统与大复仇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只要听着能吻合朝廷征伐四夷革新制度的需求，那都可以欣然招募麾下，绝无门户之见——反正不要钱，多少信一点嘛。 但话又说回来了，要论逢迎上意吻合朝廷需求，这公羊一派委实也不是新学的对手……毕竟唯才是举这种狠活吧，一般的士人是真整不了。 正因如此，公孙丞相保持了相当的沉默。除了在举荐人才时搞点似是而非的暗算手段之外，多半都是坐观事态发展，默默一言不发；即使同派的尊长为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