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奥斯曼帝国海军在17世纪渐渐衰落并从地中海西部撤出，马格里布海岸（北非）变得越来越不受约束。这里的统治者总是乐于庆祝帝国在遥远的欧洲赢得胜利，并在奥斯曼帝国王子降生，或则新的素丹继位后，以最卑躬屈膝不过的方式表示祝贺。
但是，他们却公然漠视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无数命令。
当然，出于对真神教的共同信仰，使得他们仍旧会表现出一些忠诚。
一本齐国人所写的有关埃及西奈半岛的日志记录了1667年12月，为了祈祷奥斯曼人夺回克里特岛而特地举行的一次盛大的山巅祈祷仪式：有为素丹的祈祷，为领兵帕夏的祈祷，为他的随员的祈祷，还有为忠诚的士兵们的祈祷。
“这是一场气势磅礴的宏伟仪式，其壮观程度前所未有……，我觉得，祈祷的人群大概有五千人，也有可能有一万人。即使仍有很多人没有来到山巅，但大多数在家里的人也进行了祈祷。所有人都希望帝国获得胜利，继而征服敌人。”
不过，这些“忠顺行为”充其量只是用来对奥斯曼帝国表示赞美的一种方式，表明他们是代表着真神教世界的希望，并用军事胜利来捍卫信仰的人选。
事实证明，尽管埃及的粮食和税赋对奥斯曼帝国而言不可或缺，但这个地区却很难控制。当年帝国素丹赛利姆一世也只是将马穆鲁克给打折了腿，并没将其给一举铲除，使得他们仍能控制大部分埃及的地方事务。
到了17世纪初，马穆鲁克的贝伊们已经相当强大，足以向奥斯曼帝国派来的总督指手画脚，甚至骑在他的头上发号施令。
这些胆大妄为的马穆鲁克贝伊在向帝国表示顺服和缴纳额定的赋税后，便随心所欲地在各自地盘称王称霸，将曾经富庶而繁华的埃及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然而，随着齐国人的到来，这一切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曾经彪悍无忌的马穆鲁克骑兵不再去打打杀杀，互相争抢地盘了，转而一头扎入齐国人的怀抱，开开心心地做起来了过境贸易，或者充当齐国商团的护卫打手。
那些掌握了大量土地的贝伊和部落首领则在齐国人的安排下，将昔日盛产稻米和小麦的农田大面积地改种棉花，从而获得高额的收益。
占山为王、画地为界的各路埃及军阀也拿出各自多年的积蓄，纷纷与齐国商人在辖境内建工场、开作坊、买船只、筑铁路，甚至成立合资商社，积极投身于红火的地中海--红海贸易，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短短数十年间，极度封闭且贫穷落后的埃及竟然成为地中海地区那个“最靓的仔”，俨然有了几分近代化国家的模样。
苏伊士铁路、苏（苏伊士）开（开罗）铁路、亚（亚历山大）开（开罗）铁路，纵贯南北，尼罗河也在齐国人的主导下，不断清淤疏堵，再次成为埃及的黄金水道。
陆陆续续修建的交通干道已然连城一片，无数的车马人流往来其间。
更有“千里传音”之称的电报联通埃及主要城市和港口，为这片古老的大地带来最为前沿的科技。
据闻，近期齐国的工程师们正在细致认真地考察苏伊士地峡，就挖掘一条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进行科学计算和论证。
齐国为了打通亚欧贸易通道，继而掌控地中海，可谓是不遗余力，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若不是顾忌跟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传统友谊，齐国早就将整个埃及吞入腹中，将其变为自己的海外殖民领地，而不是现在这般将一众马穆鲁克贝伊们推到前台，继续维持奥斯曼帝国附属领地的统治名义。
其实，奥斯曼人也知道埃及早已被齐国完全控制，除了每年收取一些贡赋外，人家根本不会听从素丹陛下发来的任何命令，但出于老大帝国的自尊，却装作不知，依旧会指派总督和税务稽查官到埃及就任。
被帝国任命的埃及总督若是知情识趣，把自己封闭在总督府，端着酒杯喝点酒，坐在躺椅上欣赏女奴的歌舞，不去管埃及的任何政务，也能优哉游哉地安然度过自己的任期，并在离开时会得到一大笔丰厚的“薪水”。
倘若来的总督是个棒槌，不知机，也不懂事，非要插手埃及地方事务，搞出一些风风雨雨，那必然会遭到开罗城内的贝伊们严厉惩处，甚至会直接将其废黜，或者关押起来，然后“上表”伊斯坦布尔宫廷，要求另行更换合适的总督人选。
“赛义德那帮人说是要将雷索斯总督处死，怕是有些过了。”齐国驻奥斯曼帝国公使冯泉林凭栏眺望着远处的开罗街景，举着烟斗吸了一口，然后轻轻地吐出一股烟圈。
“呵呵……”齐国殖民事务部驻埃及总监司齐彦卿笑了笑，不以为意地回道：“那位雷索斯总督估计是给奥斯曼宫廷和大维齐送了不少重贿，琢磨着要在埃及连本带利地捞回来。结果手伸得太长，触动了赛义德那帮人的直接利益，被连番警告后仍不知收敛，想是惹恼了他们，这番罢黜雷索斯总督的举动就是他们一次强硬反击。不过，若是要将其处死，确实也有些过了，丝毫不给伊斯坦布尔半分脸面。稍顷，我们这边就派個人过去说说，小惩大诫一番，也就差不多得了，可不能把人给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