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
魏永明与女朋友来到西门旁的小胡同中，寻找一处极为隐蔽、但口碑极好的家常菜馆。
这附近保留了许多古老的街巷和民居，他们下车按导航步行，无意中看到一条街的路牌上写着“高都司巷”。
“高都司巷？”魏永明下意识停住脚步：“以前从没听说过这地方，但总觉得...似乎曾经来过。”
“我也有这种感觉。”女友仰着脸沉思道：“在我的梦里，你好像提起过这个名字。”
“是么。”魏永明顺着街巷望去，丝毫没有熟悉的感觉。
巷子旁边是一座高大传统建筑的侧墙，石墙到顶，卷棚屋面，小青瓦覆盖，完全是本地民居样式，窗户却充满着异域风情。
二人绕到正面，见大门上方是“天主堂”三个大字。门边还有一块基座，上面刻着：
圣母无染原罪堂，1866（清同治五年）方济各会建成。
“居然是座教堂。”魏永明奇道：“怎么修成这副模样？好新鲜。”
“是有些怪。”女友盯着紧闭的大门淡淡说：“这地方给我的感觉…有些亲切，还有点悲伤。”
“从1866年到现在，算是历尽沧桑了，总该有些故事。”魏永明看着她一笑：“或许也曾在你的梦中出现过？”
——史海钩沉
其一：
清同治七年七月，闽浙总督马新贻进京陛见后返乡祭祖。假满启程之时，内阁发出上谕，命其接替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同治九年七月，马新贻在官署附近校阅军队完毕，步行返回时路遇一人拦路喊冤告状。
马新贻感觉告状之人眼熟，待对方靠近才认出是曾在济南见过一面的阿祥，紧接着被其拔刀刺中肋下。
马新贻伤重不治，次日身亡。阿祥束手就缚，自报姓名张文祥。
清廷对此案极为重视，先后派出多名官员审理，均称张文祥是因私怨行凶报复，背后无人主使。
朝廷并未采信此种说法，派刑部尚书会同回任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再审，最终决定按先前所拟罪名定案。
参与审理的江宁盐法道袁保庆认为此案必有内情，拒绝在结案奏章上签字，当面前往质问刑部尚书。
刑部尚书闪烁其词，送出奏章后立刻离开江宁，吩咐下属回京复命，自己辞任返乡，终生不再为官。
许多人认定马新贻之死是因为追查太平天国财宝去向，得罪了以曾家为首的湘军集团，而查案官员则不敢深究。
但随着张文祥被判凌迟，此事真相再难查明，“刺马案”遂成晚清四大奇案之一。
其二：
张皮绠手刃僧格林沁后离开捻军回到家乡涡阳，改名换姓、娶妻生子，在集市上做起了小生意，日子过的不错。
一日他酒后失言，向人炫耀自己亲手杀死僧格林沁的事迹。恰好山东巡抚丁宝桢派人来此秘访张皮绠的下落，旋即将其抓捕，并在他家中搜出了僧格林沁的朝珠。
张皮绠被押解往济南，经审讯后凌迟处死，年仅二十四岁。但他始终未忘记魏永明的叮嘱，直到咽气前也没说出与西城营有关的一个字。
其三：
武七回到家乡后，将积攒的银子交给可靠之人打理，用来置地收租、放贷生息。他自己则四处走街串巷，靠着保媒拉纤、捡破烂和乞讨勤俭度日、继续攒钱。
二十年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
五十岁的武七终于实现了毕生理想，在家乡堂邑县柳林镇建起第一所义学堂，定名崇贤义塾。
义学堂内盖有瓦房二十间，共花费四千七百多吊钱。其中四千吊是武七三十年间的全部积蓄，其余由当地士绅捐赠。
学堂建好之后，武七不但跪请当地举人、进士前往授课，还逐一恳求贫寒人家送孩子去上学，并将先前所置田地全部捐为学田，用收取的地租作为学堂经费。
此后数年间，他又陆续在馆陶、临清两地建起第二、第三座义学堂，自己却依旧过着清贫的生活，一生未娶妻置家，就住在学堂之中。
山东巡抚听说了武七义行，特意亲自召见，下令免征学田钱粮和徭役，并捐银二百两，赐名武七为武训，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
朝野被武七的绝世奇举所感动，光绪帝授予他“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武训之名由此被天下得知，
光绪二十二年，武七病逝于临清御史巷义塾，终年五十九岁。十年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坟墓、建祠立碑。
武七的事迹受到后世的钦佩敬仰。直至今日，在他曾经办学的地方，仍有以武训命名的道路、公园、学校和纪念馆。
其四：
光绪六年，江苏人刘鹗拜入张积中师弟李光炘门下，成为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
二十多年后，刘鹗为资助朋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刚刚创刊的《绣像小说》上发表了章回体作品《老残游记》。
《老残游记》位列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位，书中通过一名江湖郎中的行走见闻，清晰展现出清末山东多地的社会面貌，并着力描写了一处类似黄崖寨的地方，隐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