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到五一农场的时候，也开展劳动竞赛，那时的劳动竞赛如果获胜了，连一条毛巾、一块香皂的奖品都没有，就是奖给一面大红旗。”老人边说边无限深情地抚摸着那面已经退了色大红旗，动情地说：“海涛，为了能得到这面大红旗，我和我的伙伴们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接着，汪树清老人向钟海涛和方锐讲述了一九五六年他带领全班青年修渠时夺取这面奖旗的故事：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们刚进场的时候，就投入到修建五一农场总干渠的大会战。因为如果不及时修建大渠，不仅开垦出来的荒地没法种植，就连人畜饮水都非常困难。当时的五一农场抽调出一千多名青壮年组成十个青年突击队，我那个时担任第十突击队队长。五一农场党委为了完成艰巨的修渠施工任务，开展了队与队、段与段之间的劳动竞赛。竞赛的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要工效高，二是要质量好，三是要安全无事故，四是要提前完成任务。那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冬天在托木尔峰山脚下的野外进行作业，寒冷的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难受。我和我的战友们吃住都在戈壁滩上。有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在工地边啃上几口冰冷的窝窝头，接着又继续干。在这样的艰苦生活条件和恶劣的气候环境下，干部职工们的干劲丝毫没有减弱。那时我带领第十队的突击队员们为了夺取这面大奖旗，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召开‘诸葛会’，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怎样才能提高修渠工效。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涨。有的主张把工段分到每个人，有的主张延长劳动时问，也有的主张把队员们分成两班，一个班干白班，一个班干夜班。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后，最后拿出的办法是：把精干的突击队们组织起来晚上搬运鹅卵石到施工现场，白天专门施工。这一招果然灵，工效一下子提高了许多。那时候我比较年轻，不仅负责白天施工，晚上还带领突击队员们挑石头。有月光的晚上要好一些，没有月光的晚上就难办了，来回四五公里的路程，还要挑上五六十公斤重的石头，没有亮光是不行的，我就挑选出一些强壮的年轻人，晚上提着马灯干。当时的第五突击队看到我们的工效提高得很快，也学着我们干。他们突击队里有个叫钱运华的年轻人，别看他个头不算高，力气也很有限，可他挑的石头总比别人要重，跑的趟数也比别人要多。那天晚上，由于夜黑，他的扁担压断了，一块大石头从筐子里掉下来，砸在他的腿上，鲜血直流，他就悄悄地坐在离路边比较远的一块石头上包扎一下。天气太冷了，谁知他一坐下来，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等到我们发现他时，他面前的一大摊血已经凝固成血冰块了。我们修渠的全体突击队员们含泪将他葬在离大渠不远的地方，让他日夜看护着他曾为此付出生命的这条大干渠。
由于晚上把石料备得很充足，第二天又加紧修渠，这年年底，我们终天完成了修建大渠的任务。一九五七年开春，边疆第一条干砌卵石渠道终于完工了，清清的天山雪水从新修的总干渠里流进了我们五一农场。
修渠大会战结束后，虽然第五突击队的修渠任务和我们是同一天完成的，质量甚至还超越了我们，可由于出了安全事故，他们终归没能拿上这面大红旗。我们第十突击队拿上这面大红旗后，全体队员们欢呼着、跳跃着，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后来，我就将这面大红旗精心收藏起来，一起保存到现在。有时候拿出来晒一晒，生怕它发霉了，虫蛀了。”
汪树清老人说到这里，轻轻地抚摸着那面大红旗，就像对待婴儿一样，生怕手重了会伤害了她那娇嫩的皮肤似的，又慢慢地将它收起来，用黄布包好后，仍旧放回箱子里。
钟海涛和方锐已经明白老人讲这个故事的用意了。望着汪树清老人额头上那像刀刻一样的皱纹，钟海涛动情地说：“老汪叔，我知道自己错了，今后决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海涛，知道错了就好，能及时改正更好。每个人的工作都不能保证没有一点失误的，关键是怎么对待失误，这是工作态度问题。”汪树清老人说完，小心地捧起小箱子走进卧室里。
从汪树清老人家里出来，夜色已经降临了。大漠敞开她那博大的胸怀，把她那最婀娜、最温婉、最坦荡的一面呈现出来。嫩绿的杨柳在清冷的天气里张扬着蓬蓬的希望，鹅黄的小草在寒风里探着脑袋对未来充满着憧憬。渺渺袅袅的炊烟，清清朗朗的苍穹，巍巍的天山，皑皑的雪峰，把塔里木的田野渲染得如一幅山水画。
钟海涛把方锐送回去后，赶紧回到家中，草草地吃了晚饭，就急忙赶到中耕地号里，坚持换下刘兰兰后，集中精力地进行中耕作业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已经到五月底了。按照五一农场党委的安排，到五月下旬就要部署第一次棉花和粮食等农业生产田间管理大检查了。事实上，农场人都知道，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就有了这个规定。各分场领导对棉花、水稻等作物的田间生产管理大检查都是高度重视的。如果田管工作抓得好，拿上了先进单位，不仅可以得到一笔丰丰厚厚的奖金，而且还能风风光光地站在全场生产管理总结表彰大会的主席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