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杨伟民千方百计想保住学生，往外每转一个学生，他的心就空一点，以至于到现在他最害怕听到的两个字就是‘转学’。后来他为了保住天河小学到处找关系，可没想到他的努力反而让天河小学撤得更快。
他本以为学生都撤走了，校门也关了，只要学校在，桌椅板凳在，那面五星红旗还在，不管等多久，天河小学还有重新开门教书育人的机会，可万万没想到又会出这样的岔子。
天河小学真是命运多舛呀！常言道盛极必衰，可在杨伟民眼里，天河小学从来都没有达到过鼎盛时期。
他刚到天河小学的时候，学校只有两间房，一间大一点的当教室，小一点的是老师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桌子，用一块土坷垃代替，教室里连桌椅板凳都没有，谁家孩子来上学，就从自家家里搬桌椅，各家桌椅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教室看起来不像学生学习的地方，倒像是杂货市场，乱七八糟。
学校空间也极其有限，这两间房就是学校所有的家当，无大门，无操场，甚至连厕所都是借村里人的厕所。
后来乡村教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几个村集资联办小学，修起了带玻璃窗户的砖瓦房，教室宽敞明亮，桌椅板凳都是清一色的实木桌椅，桌椅面光滑，油亮亮的，每个教室安起了洋炉子，教室里暖烘烘的，冬天学生们也不再挨冻受屈了，而且还修了气派的大门，宽敞的操场以及厕所。
本以为天河小学会越来越好，搭上新时代的快车道，也许不假时日就会有一栋现代标准化的校舍拔地而起，可令杨伟民万万没想到的是随着教育资源的倾斜，农村青壮年人口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以及城镇化的加快，天河小学的学生逐年减少，递减的局势呈指数级断崖式下降，以至于到了后来竟然到了关门歇业的地步。
事情往往以人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变化，在杨伟民看来，天河小学到了这一步，已经算是到了她的最低谷，没有再遭受不幸的可能了，万万没想到还有更坏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杨老师，你怎么不说话了？”江夏仰着脸问。
江夏的问话拉回了杨伟民的思绪，他仿佛从长梦中醒来一般，瞬间老了好多岁，揉了揉酸胀的眼睛，垂头丧气地说：“老师也不知道。”
顿时整个宿舍陷入沉默，每个人都心事重重，但最痛苦的还是杨伟民，他曾经亲手给即将要转学的学生送转学申请；亲手将天河小学仅剩的几名学生的档案送到了中心小学；亲手关了天河小学的大门。杨伟民之所以这么做，有着对现实的无奈和对局势无法掌控的妥协。其实在他心里一直曾幻想着天河小学重新开门的那一天，也许十年，甚至五年之内会再一次“学生满座，书声琅琅。”然而大队书记的这个决定彻底摧毁了他的美梦，他能不伤心，能不难过吗？
天河小学是杨伟民心灵的寄托，是灵魂栖息之所，他本想着退休了，老得教不动书了，哪怕天河小学一个学生没有，他也愿意拄着拐棍‘爬山涉水’去看看学校，坐在校园里回忆曾经的美好，可不曾想一切希望都落空了。
杨伟民一下午坐在办公室里一点精神都没有，本子和笔就在他眼前，他仅一个字未写，放学了，他听到校园里的喧闹声渐起，而后回归平静；办公室里有人来了又走了，他仍然坐着没有动，直到张旭来办公室催促他要锁门了，他才昏昏沉沉地出了办公室，下了楼，迷迷糊糊骑上摩托车。他尽量放慢车速，好拖延回家的时间。
以往他只要一出办公室，就风驰电掣地往家赶。今天他只想回家晚一些，再晚一些，这样就见不到大队书记张金宝，晚见他一天，甚至一晚上，天河小学就能多存在一天。
杨伟民一路上走走停停，沿街走过的时候，有老人聚在一起下象棋，他停下车，跟着观棋的人一起为双方加油鼓劲；还有老人坐在凳子上悠闲地拉着二胡，他忍不住驻足观看
出了东街街口，已没什么人家了，路两旁的树林里的树叶都掉光了，黑魆魆的，太阳早就落了山，天渐渐要黑下来了。杨伟民再没有什么借口可以逗留，只得骑着摩托往家赶。到了村口他觉得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怎么这么大，他像做贼一样溜到家门口，侧耳听家里倒没有外人的声音，他这才放了心，刚要敲门。
院门哗啦一声开了，老伴坐着轮椅立在门口，脸上有不悦之色。
杨伟民推着车往里挤。
“你还知道回来呀？也不看看都几点了？饭都凉透了，真不知道你一天在学校忙什么？”
张秀兰话说的生硬，但杨伟民听得出来，她句句都是关心他的话，他明白等人的滋味，今天心情不佳，连电话都没给老伴打一个，她生气是应当的，甚至隐隐还感觉到有一种自豪感，或者说被人关心着的幸福感。
杨伟民放下摩托车，赶紧跑过来推张秀兰，压低声音问：“张金宝来过咱家没有？”
“六点多来了一回，七点又来了一趟，见你不在，就走了，还说让你回来就去他家，他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张秀兰说：“我估摸着还是天河小学的事，你吃了饭赶紧早点休息吧！谁一天天的管他那些闲事。”
杨伟民觉得老伴说得有道理，张金宝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