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的深处，有一段岁月如同一幅充满波折的画卷，缓缓展开，诉说着那些遥远的故事。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被历史铭记的过去。
那是一个秋后，三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温暖的阳光倾洒在乡间小路上，如同金色的纱幔，轻柔地覆盖着大地。路边田野里，金黄的稻穗随风摇曳，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像是在向大地感恩，又像是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丰硕成果。
放学路上，几个同学围在一起，兴奋地讨论着什么。他们的声音如同欢快的小鸟，在空气中回荡。我好奇地凑过去，想一探究竟。走近一看，原来是邢庄的邢长林拿着一只放大镜。邢长林比我大两岁，已有十四虚岁，而我才十二虚岁。他得意地举着放大镜，那模样就像一个骄傲的将军展示着自己的战利品。然而，他却不肯让我看，这让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失落。
我自觉无趣，又毫无办法，便嘟囔了一句：“什么宝 b 东西，我不看了。”就在这时，邢长林突然转脸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枚徽章，并大声说道：“他说徽章是宝 b 东西。”正巧，同方向并行在路上的泽前大队社员马廷建听到了这句话。他立刻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严厉地问道：“是谁说的？”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得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急忙解释道：“我是在说放大镜，没有说徽章。”可邢长林和其他几个孩子却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放大镜，只有徽章。
马廷建立即揪着我们几个学生返回学校，并向学校领导报告，说他听到我说了不当言论。回到学校后，邢长林和其他几个同学意识到如果坚持说没有放大镜，问题会很严重，于是立即改口说确实有个放大镜，而没有徽章。这件事也就暂时过去了，学校也不再追究。
然而，当我中午回家吃完饭再回到学校时，邢长林又主动去找老师报告，坚称他拿着徽章给我看时，我脱口而出“宝 b 东西”。这下问题变得严重了。老师和学校领导找到我，让我承认此事。我当然不会承认，因为这根本不是事实。我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冤枉。学校老师们谁也不敢轻易表态如何处置，只好重新组织调查组，进行详细核实调查。
我的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愤怒。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与邢长林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陷害我呢？那委屈如同潮水一般，不断地涌上我的心头，让我感到无比的痛苦。愤怒则像燃烧的火焰，在我的心中熊熊燃烧。我仿佛看到自己被一团黑暗笼罩着，找不到出路。
经过一番调查，我终于明白了邢长林中饭后改口作伪证的原因。原来，这一切都源于生产队的派性斗争。邢长林和邢长治是堂兄弟，邢长治当时在我们生产队任生产队长。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前，我母亲还曾认邢长治的夫人为异姓亲戚，我们也曾叫她二姨娘。但在特殊时期初期，邢长治夫妇在别人的挑唆下，加上邢甄两庄的派系斗争，二姨娘竟然在邢长治的指使下，找了个机会与我们家无情地翻脸。
后来经过调解，双方又言归于好。可邢长治气量极小，也没什么头脑，却满肚子坏点子。春天的时候，父亲为证明平二爷爷没有带枪投敌，让他们邢庄及邢氏陷入被动难堪的境地。邢长治作为队长，觉得很没面子。夏季麦场失火事件，虽然我们家赔了不少钱，但他仍不满足，因为母亲既没有坐牢，也没有被打成坏分子游斗。而现在，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他费尽心机让邢长林改口陷害我，想把我打造成像祁放一样的“问题人物”，以泄他的私愤。
学校经过反复调查、多方取证，最终没有采信邢长林反复无常的口供，也没有对我采取任何毁誉或批评指责性的言辞。曹建汉老师代表校方来到我家，与我的父母共同协商处理此事。最后，本着缓和气氛、对我成长有利的原则，建议我在家休学一个月。
在休学的一个月里，我的心情无比沉重。院子里，那棵古老的大树静静地矗立着，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我时常坐在院子里，看着天空中的白云，思考着自己的未来。那白云如同变幻莫测的画卷，一会儿像奔跑的骏马，一会儿像飞翔的鸟儿，一会儿又像连绵的山脉。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别人要如此算计我。
我渴望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学校，继续我的学业，实现我的梦想。然而，邢长治并没有放过我。他又多次以邢长林的名义无中生有地写检举信诬告我，他自己也多次到公社相关部门口头举报我。他们编造谎言说：我在休学期间，拆了生产队广播上的磁铁石，并用手做成手枪的姿势，口说要“枪毙”广播，企图破坏宣传工具——广播，是个典型的小“问题人物”等等。并强烈要求公社相关部门把我抓起来游斗，像祈凤那样开除学籍，定为“问题人物”，很长时间内不得翻案。
公社相关部门派唐同志到生产队调查核实结束后，找到我的父亲说：“你们生产队派性斗争太厉害了，都祸及到子孙后代了，真没意思。不过你以后要加强对你儿子的管教，再这样下去，以后要倒大霉的了。”我父亲无奈地说：“别人总是编造‘莫须有’的罪名栽赖我的孩子，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唐同志语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