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这条漫长而又曲折的河流中，那些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刻，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我，一个怀揣着梦想与希望的人，在 1987 年的初秋，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被江苏农学院录取。然而，在这份喜悦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当我和施祥一起到组织部接受入学前的谈话教育时，领导对施祥的优异成绩表示赞赏，好奇地问他怎么考得这么好。施祥从容不迫地回答：“语文只考了 60 多分，数、理、化各 70 分以上，只要会做的我都做出来了。”
原来，在我们集中复习的时候，辅导老师总是让我们钻研高中课程的难题，结果我们花费了好多时间在偏题上。而施祥呢，他从初中一年级的题目开始，一道题一道题地做，全是基础题。高中部分的题目他很多都看不懂也不会做，可考试考的恰恰都是他复习到的基础题，那些难题反而没考到。很多比他成绩好、钻研得深的人，反而因为忽略了基础题，或者对基础题模棱两可，结果被淘汰了，像钱厚华等人就是这样。我呢，处于两者之间，基础题没丢分，难题也懂一些，虽然复习的时候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但基本分还是能抓住的。
入学以后，我发现自己的语文成绩在被录取到苏农的 33 名新生中是最高的，有 87 分，可数理化都在 60 分以下。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心想如果我有施祥那样的心态，或许会考得更好呢。
从那以后，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心态和细节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可到了关键时刻，我又恢复了本性，真是“人瘦可肥，俗不可医”啊。
去扬州报到之前，我决定回到河口老家看望父母。那是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小村庄，阳光洒在古老的房屋上，仿佛给它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
周围的田野里，金黄的稻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我怀着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走进家门，却发现父母对我考取大学这件事并没有特别高兴。父亲皱着眉头说：“你都快 30 岁的人了，还要去做学生，吃这份苦，到底图什么呢？”
我赶忙向父亲解释：“按照现在的政策，副科级干部要是有乡镇工作经验，再拿到大专文凭，就可以解决家庭子女‘农转非’的问题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意味着我以后再也不用和生产队打交道，不用受那些窝囊气，能彻底跳出‘农门’了。”
父亲听了，这才释然，接着说道：“只是这样太辛苦你和常英了。其实啊，哪里需要你想这么多呢？古人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来造屋。’我们什么都没给你，你不也靠自己闯出一片天了吗？关键是要把孩子教育培养好，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父亲的话虽然语重心长，但那时的我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憧憬，哪里能听进去这些话呢。
母亲也在一旁叮嘱：“不管读什么书，上什么学，身体是第一位的，千万要记住啊。”母亲是被 10 年前我第一次高考的事情吓怕了，一提到考大学，就担心旧病复发，所以不得不提醒我。
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结。一方面，我渴望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家庭的命运，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未来；另一方面，我又担心自己的离开会给家人带来更多的负担。
我知道，父母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我也不想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家人的期望。
父亲又叹了口气对我说：“自从你到了县里那个没权没势的单位工作以后，甄成怀、甄盛义、甄盛华这些所谓的家里人，知道你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帮他们买平价的化肥柴油等农用物资了，就处处为难我们。打场的时候，他们先给别人打（打场就是用手扶机拖着石滚子碾压稻麦桔杆，把稻麦粒子脱出来），等把所有人都打完了，才轮到我们家。有时候弄得特别迟，稻麦都脱不尽，甚至有时候还会遭受雨淋的损失。
他们就是看不得你们兄弟三个都在外面工作，嫉妒你们过得比他们好。其实，你们苦读的时候，他们哪里知道呢。咱们这一门子里的人，心眼小得很，他们家历来就专门欺负我们，对别人倒不敢。
现在姓邢的人家对我们可好了，尤其是你妹盛美和邢长明结婚后，邢氏一庄的人对我们家都很好。
有一次我想请成怀的儿子盛华帮我放一趟水，他不但不帮忙，还说：‘你家的甄皓、甄玉、甄荣三兄弟在外面做再大的官，我甄盛华也不会求他们帮一点忙。我虽种一辈子田，但也会活得很好。’”
父亲满脸不平地把这些事告诉我，还嘱咐我：“以后永远不要把这些人当自己家人、兄弟看待，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是他们先做缺德事的，不怪我们，我们可不能认怂！记住了吗？”
我回答道：“知道了。”事后我常常想，这种“近亲伤害”为什么会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呢？从小甄庄第三代的甄恩茹、甄恩蔚开始，到成子辈，现在又要延续到我们盛子辈。没有什么仇怨，仅仅是因为嫉妒，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惑和无奈。对父母来说，真有一种“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觉。
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