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团队对开城的历史新解和发现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当地官方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原先对团队探险活动持支持态度的当地政府，开始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表示关切，尤其是那些可能挑战现有历史叙述的部分。
徐天峰在一次与当地文化部门的会议中感受到了这种转变。官员们对团队发掘的一些具有争议的历史材料表达了担忧，担心这些内容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文化自豪感和历史连续性的官方叙述。
林兰和齐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一次展览会的准备过程中，一些关键的展品和信息被要求重新审核，甚至某些描述被建议修改或删除，以避免公众对官方历史有误解。
这种局面让团队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们需要与当地官方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以继续他们的研究和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也深感有责任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和诚实性，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研究成果。
高教授作为团队的领导，决定采取更谨慎的策略。他开始与当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进行更多的对话和交流，旨在解释团队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对历史真相的追求是对文化遗产最大的尊重。
同时，团队也开始考虑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论证，来加强他们发现的说服力，以期在尊重当地文化的前提下，为历史的多元声音找到发表的空间。结束时，团队正在准备一场公开讲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进公众对他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随着团队继续推进他们的研究，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障碍。当地政府开始限制他们访问一些关键的考古地点和重要的文献资料，这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这种压力下，徐天峰发现他无法获取一些他认为关键的技术数据，这些数据对验证他们的一些最新发现至关重要。此外，一些他之前自由访问的数据库和档案突然被声明为“受限访问”，增加了研究进展的复杂性。
林兰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计划与当地艺术家合作举办的一个展览被突然取消，理由是“审查未通过”。这让她感到困惑和沮丧，因为这些艺术作品的展示是她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齐杨试图通过与当地社区的互动来缓解这种局势，但他发现即使是他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开始对他们的活动持保留态度。他感到，社区的这种变化可能是受到了更高层次政治因素的影响。
团队在最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他们面临的困境。高教授提出，他们可能需要调整研究策略并寻找新的合作途径，以确保项目能在这些新的限制条件下继续进行。他强调，尽管面临挑战，但保持研究的完整性和客观性仍然是他们首要的责任。面对日益增加的限制和监控，团队决定采取积极措施与当地政府进行谈判，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以便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
徐天峰和高教授一同准备了详细的报告，其中列出了他们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对当地文化遗产的潜在贡献。他们带着这份报告，前往与当地文化部门的高级官员会面。
在会议中，徐天峰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如何有助于提升对该地区历史的理解和全球学术界对其的认知。高教授则强调了学术自由的重要性，以及开放研究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促进旅游的潜在利益。
政府官员对此表示了一定的理解，但仍旧担心某些研究结果可能会引起公众对历史解释的争议，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对此，林兰提出建立一个由政府官员、学者和社区代表组成的审查小组，以监督研究的进行并确保其结果的准确性和适当性。
谈判过程充满紧张，但也有建设性的讨论。双方都意识到对方的关切，并试图找到平衡点。会议的最后，政府官员同意考虑他们的提议，并承诺会有进一步的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