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月亮预测问题的，是英国皇家天文学院的第二任院长哈雷（哈雷彗星）。
月距法通过月亮作为参照物，比起木星天钟法的六体问题，简化为了地日月三体，解决难度大大降低。
虽然三体问题依旧无解，但是由于地日月三体的质量差异悬殊，又变相地可以近似求解。
根据哈雷的天文观测，地日月三体每过一个18年的周期，就会回到近似的轨道位置。
这个周期叫做沙罗周期，每个周期内三体的位置就会进行一次循环。
而每个沙罗周期，又会发生43次日食以及28次月食。
哈雷观测了沙罗周期，并计算出了详细的观测数据。
而他的前任兼竞争对手，第一任院长弗兰斯蒂德，则解决了背景星图的问题。
嗯，这个背景星图后来被哈雷、牛顿拿去滥用计算，三方因为这个展开了疯狂的学术撕逼。
但这丝毫不影响后续月距法的发展，同为英国皇家天文学家的马斯基林，便亲自前往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成功通过月距法进行了金星凌日的观测。
天钟法得到了月距法作为解决方案，而时钟法同样也成功走出了死胡同，约翰·哈里森发明了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钟表——哈里森海钟。
这也是首个能在船上将误差减小到可控范围内的钟表，在精确程度上还要优于月距法。
有了哈里森海钟、月距法作为经度测算手段，英国皇家学会决定前往太平洋观测金星凌日，当时英国船队的带队船长名叫詹姆斯·库克。
这人没什么出名的地方，只不过碰巧发现了夏威夷群岛和面包果，而后就被夏威夷土著给乱枪捅死了。
这位库克船长前后三下太平洋，第一次用的月距法，有效测算出了精确的航海经度，还顺带发现了新西兰（虽然他走错路了）。
接着第二次前往太平洋，他又用了哈里森海钟基础上仿制的肯氏经度仪，不仅显示出了精确的航海经度，还省去了对月观测和计算的时间，被称作“从不出错的向导”，还借此绘制出了南太平洋群岛的高精度海图。
等到第三次前往太平洋，又用了哈里森的四号海钟，成功发现了夏威夷群岛，顺带在那里结束了自己还算精彩的一生。
郑和疑惑问道：“所以，林先生的意思是时钟法比天钟法更好？”
不怪他会这么想，仅从这三次天钟法、时钟法的航海“对抗赛”就能知道，时钟法明显更为精确，也不需要大量的测算，省时省力。
林煜点头又摇头。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但对大明而言，目前能选择的还是只有月距法和六分仪来测算经度。”
杨荣有些诧异：“这是为什么？”
“因为造不出来啊！”
林煜斜睨了一眼，淡淡说道：“以目前大明的工业水平，是造不出来这种精确海钟的，次一档的也很难造得出来，就算造出来了成本也太高了，并不适合用于推广。”
事实上，虽然马斯基林的月距法，看似是败给了哈里森的海钟，连马斯基林本人也长期作为索贝尔的《经度》书里的“大反派”形象来示人。
说什么马斯基林以权谋私，疯狂打压同在天文学院的哈里森。
不过从实际角度来考量，马斯基林提出的“打压”核心就在于英国工业水平不足，哈里森的海钟精度只比月距法略胜半筹，但成本却高得吓人。
前面说到的库克船长第三次下太平洋，用的是哈里森的四号海钟，那是因为哈里森一生只做出来四个海钟。
嗯，他活了83岁，其中光是三号海钟的设计就用了18年，涉及零部件753个，手工打造起来不能说很难，只能说一点也不简单。
连仿制品肯氏经度仪，也用了整整两年才做好。
基本只有詹姆斯·库克这种皇家学会雇佣的船长，才有点机会能用到哈里森的海钟。
与之相比，月距法前期的准备周期也长，需要花时间画星图，但只要星图画好了，也就很简单了。
就算没画好，也不是不能配合六分仪，勉强地去使用。
而且，六分仪的制作成本，也远比哈里森的海钟要低廉得多。
这两样东西，直到往后的一百多年，都被各国船只广泛应用，去测算航海的经纬度。
也就是说，单从成本问题与推广难易上来比较，还是月距法更胜一筹。
除了月距法、哈里森海钟，实际还有许多其它办法，但都比较抽象。
比如信号法，每隔一段时间，发射一颗信号弹，传递时间信息，缺点就是海上确定不了位置，信号弹发射以后容易受到天气影响，且也需要先测出经度再发射信号弹。
还有磁偏法，利用指南针去测地磁北极，再利用北极星测量地理北极，根据二者的差值推算出经度。
缺点就是指南针在海上的误差较大，而且地磁北极不固定，基本上测不出来。
还有比较离谱的人肉计算，俗称自己瞎蒙，就是让一个懂天文的老手去蒙经纬度。
额，缺点咱就不讲了……
嗯，那个用狗作为感应的也是一种法子，缺点就是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