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分出“高低贵贱”了，这场变革也雏形已经形成。我家钱庄则也从传统的钱庄往近代银行过度，这六年几乎已经定型，改革红利已经吃到，那么模式已经做好，换谁来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我的伯父此时已经是个半大小伙子了，也该给他个锻炼的机会了。钱庄管理和执行的团队也该从以吴先生为核心的外来雇佣团队往以我伯父刘全喜为核心的刘家家臣团队过度啦。怪不得我祖父四十多岁便去世，真是心眼子太多了。他从刚分家时候的只有三百多亩土地和几十间房屋且孤单一人，经过不到二十年的奋斗，给伯父和父亲留下了四千余亩土地和三百余间房屋，还有钱庄里大量白银，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了刘家近百名忠实的家臣团队。说我祖父有经济头脑也好，是奸商也好，但无疑他短暂的人生是辉煌且成功的！
话说回到吴先生，他本就是读书人，他本热爱的就是考试和教育，是残酷的现实把他逼到了掌柜这个行业。在我祖父给其开出的高于掌柜的薪资后，他也乐于去打磨我父亲这块璞玉。然而他那么高的薪资可能就是我祖父给他这么多年为我家付出的回报吧，商人也是有些许感情的！这里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笔墨来介绍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吴先生呢？作者并不是有意多写些字来骗取读者的稿费，而是这个吴先生对于我的家庭来说太重要了。
话说这个吴先生在我父亲这个“神童”的打造过程中，尽心尽力，我父亲也很满意这个启蒙老师。然后开书之后对于一个三岁半的孩子来说就等于结束了他的童年，他再也不能像其他普通农家子弟的孩子那样在田地里尽情地玩耍了。我父亲表面很享受这种全天候《四书五经》的生活，但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是失败的，他是不由己的！在父亲开书第六年，他近十岁的时候，他第一次逃了吴先生的课。那天他回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明明对上课这件已经本能性地当做生活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父亲，在去课堂的路上看见一群和他年龄仿佛的少年在田地里一边做着农活，一边玩耍着。虽然在刺眼的太阳下，他们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但却满脸的笑容，而这种笑容父亲从开书之后再也没有。那天父亲犹如丢了魂一样，就站在田地边偷偷看着那些孩子边干活，边玩耍，甚至连上课这件事都忘记了，而且他最尊重的吴先生就在书堂等他。就这样一上午过去了，田地里的孩子都回家吃饭了，父亲才缓过味来，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了书堂。他惧怕，惧怕吴先生不在了，惧怕吴先生因为他的翘课伤心离去。然而他跑到学堂后，吴先生依然像往常监督他背书一样坐在那里，没有丝毫的表情，从脸上根本看不出喜怒哀乐！父亲低着头羞愧地走进学堂，坐到自己座位上羞愧地低着头，一言不发！这时候，吴先生站起来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说到：“纯一，来，时间不早了，把《诗经》这段背一下，就下课回家吃饭吧。”父亲站起来，全程未看吴先生的脸把那段《诗经》背完！吴先生说下课吧回家吧！当吴先生说出“下课，回家吧”时，我父亲能清晰地感觉出吴先生的那种失望和无奈！
由于当时虽洋务运动搞的轰轰烈烈，其实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并无任何改变，比如说洋务运动之后确实“电”在大清国中广泛被应用开来，各地都建起了“电线杆”，但只限于政府和权贵阶层中，即使当时在辽阳府经济实力数一数二的我家依然没有通电，所以我家是没有夜生活的。我父亲那时候读书只上午上课，下午基本就是自习时间。因为我家北哨村离县城虽说只有四十里，但在当时没有机动车辆，只靠马车代步也要一阵子才能赶到。至于说我家在县城拥有众多房屋，为什么家依旧安家在村里？因为村里那间是所谓的“祖宅”。至于我父亲何时到城里居住，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我父亲正式搬到县城去住还是在吴先生离开后。那一天是父亲不断重复且一提到就唉声叹气的一天。
那天，吴先生没有像往常一样在我北哨的家中吃过午饭才离开。记得当时我家的管家也是我儿时的管家张富强回忆道：“平日吴先生都是给你父亲上过课，在家吃过饭之后才乘马车回县里。因为那时都是我安排厨房给吴先生准备午饭。我还记得吴先生每次都是中午午时四刻（中午十二点左右）准时用餐。当时我会根据吴先生的口味为其准备五菜一汤，因为这是老东家（我祖父）特意交代的。五菜一汤是当时朝廷为了提倡官员和富商过俭朴生活而设，当时称‘梅花餐’。我们都是根据吴先生的口味，为其做一些北方比较普通的炒菜，比如炒‘干豆腐’‘大白菜’‘木耳’这些菜。因为吴先生是直隶人的缘故，很少做炖菜。汤也只是做‘黄瓜片鸡蛋’和‘时令蔬菜’汤这些。因为吴先生平日的生活很是俭朴，并多次跟我提出午餐简单化的要求，但都被老东家拒绝，所以只能从质量上节约，数量上不可节约。久而久之，吴先生便恭敬不如从命了。只要他给少东家上课，中午基本都会准时来吃饭。吃过饭午休后，再到学堂告诉少东家他走后应读什么文章，之后准时在未时六刻（下午两点半左右）离开祖宅回县城。之所以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些都是我准备的，包括离开时的马车。但那天不知怎么了，吴先生午时二刻（十一点半左右）便跟我说让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