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再说回我这儿。父亲在看了维新党人写的那篇报纸后，便有了办新学的想法，但这在当时都不太实际。虽说父亲对科举已然死心，但毕竟我已足岁（过周岁了）。父亲又不同于我那土豪祖父，所以他对自己的第一个儿子的教育问题格外上心。我父亲在三岁半时被“意外开书”，在现在看来是成功的。甚至父亲还总是抱怨祖父对他开书的时间晚，所以他竟然有让我两岁便开书的想法。这里再强调一下，开书和读书不同，读书是接受教育，而开书则是正式接受科举教育。开书需拜师，开书师傅被称为“初师”。孩子一旦开书，就如同开始工作一样，接受各种科举教育，正式且工业化，开书也就代表其童年的结束。
当时父亲虽然对科举彻底死了心，但对其儿子的学业却极为上心。然而，父亲是否想让我依旧走那残酷的科举之路，这个答案在十几年后，也就是我准备学习军事的时候征求父亲意见时，父亲给了我答案，并且跟我讲了我名字“继武”的来历，当时我为父亲的良苦用心所感动。
话说时间来到了戊戌年（公元 1898 年）三月，由于我的生日是四月，所以准备让我两岁就开书的父亲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我父亲，还有我母亲、何姨、我伯父和管家张富强。这次会议据后来我母亲说那是相当隆重。会议在我家祖宅会客厅召开，我父亲和伯父刘全喜坐在主桌两侧，其余人都在客座。当时已快两周岁的我虽然已经明白事理，但还是被当成“小屁孩”被禁止入内。会议的主题当然就是我的教育问题。从与会人员来看，我父亲是很讲究男女平等的，不但母亲参加，何姨也参加了，这在当时那种封建大家族中是少有的。而且我家老管家张富强也参加了，说明在我父亲眼里，“主仆”这种旧社会的思想也是很淡薄的。父亲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而且有民主意识。
在那次会上，父亲提出让我在 10 月开书，也就是两岁半。师傅已找好，为辽阳县教谕（清代官职，掌管县太学，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兼党校校长）李如秋大人。时值晚清，商人在民间地位之高涨，再加之我父亲多年混迹科举这个圈子，连当时的著名状元实业家张謇在东北时都曾与我父亲称兄道弟，所以请一县教育局长做家教也是正常之事。但会议一致反对我在同年十月开书，其反对原因就是我父亲时常挂在嘴边的那次“还童事件”。我伯父在会议上说：“纯一，你小时候我看着你读书的，你说你三岁半就开书了，你这一天忙得有个孩子样吗？你快乐吗？那次你为什么逃课把吴先生都气走了，你心里没数吗？”紧接着何姨说道：“对，大哥说的对，你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就别折腾你儿子了。”我母亲出于避嫌没有发言，但态度是否定的。于是会议全体通过我和父亲一样，三岁半开书，在明年十月，也同意让李大人作我的“初师”。但开书可晚，学习则趁早。由于我家本来就是开私塾的，而且我家私塾之前讲过教育资源在全府都算一流，所以我家单独专门为我设一堂课为临时增加。因为不是正式开书，所以我一周只需去镇里上三堂课即可，老师则由私塾里几位学问比较好的轮换着给我上课。于是我过上了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898 年 4 月我生日的时候，我正式开始上课。由于未开书，学得比较随意。但是我家管家张富强却特别伤心。别看这个张富强当时只 50 岁出头，但可是我家三代元老。我祖父在的时候他就是管家，我父亲小时候读书就是他管。这么说来，我祖父去世早，他就如同我祖父一样。记得当时还没有“星期”这个时间单位。当时我是月逢三（三或三的倍数，比如初三、初六、初九、十二这样）由管家张富强亲自赶马车从村里祖宅送到十五里之外的镇上我家私塾。上午先生随便拿《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这些教我认字。我和父亲不同，父亲读书和开书都是意外，我则不然，我是有针对性地教书。甚至逢三上课之前，负责教我的先生还要提前做教案。我一般上午辰时三刻（7 点 45 左右）开始上课，一般都是我跟先生读一个半时辰（三个小时），之后我自己朗读，先生监督纠错半个时辰（一小时）。由于那时候有过午不食之说，所以一般都是吃两顿饭。但像吴先生那种在城里生活的掌柜才会吃三顿饭，但像他那种极少。包括我们家祖宅都是一天两餐，所以午饭很晚，可以说叫下午茶了。一般都是未时五刻进餐（下午两点多一点），所以我的课堂都是午时五刻（过了中午 12 点）才结束。由于还未开书，我没有家庭作业。先生在结束课堂之前会告诉我无聊的时候应该读哪篇文章。然后课堂结束后我就自由了，我就在我家私塾跟那些比我大的孩子一起到私塾的后山去玩。然后接近未时三刻准时上车回祖宅吃饭就好。镇里私塾到我家祖宅只有 15 里，不到两刻钟就到家。
在平日不读书的时候，我基本是在祖宅里不能出去的。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去我家田里玩。我只能在祖宅跟那些宗亲家的孩子玩。后来我知道了这个残酷的答案，这个答案也是我为什么要在后来推倒旧社会的原因。真的很残酷，那是因为我是少东家，村里有一多半人家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