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新学在中华大地已生根发芽。戊戌变法虽失败，朝廷上以端郡王、徐桐、刚毅等保守派又夺回大权，且做事更没底线。新司机走新路固然会出事故，但也比老司机走老路强吧。西方一直都在各个领域进行革新，然而我大清还在朝廷上数落变法之过。真应了那句话，老天若要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这句话现在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戊戌变法就这样在父亲的“预言”下失败了，但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虽然让父亲开眼看世界的那几份报纸都停刊了，但父亲也是见过世面的了。他深知被国人称为“奇技淫巧”的现代科学需要在中国传播开来。父亲虽不能改变什么，但他能改变他的私塾。父亲先从他的私塾下手，他特地找来我家的几个账房在私塾开设“算数课”，这也算是数学的雏形了吧。随即又通过我外公的介绍，请在奉天的日本茶商端木一郎和他的侄子端木纯来我家上课。端木叔侄来自于日本的商人之都大阪。但端木叔侄二人都属于非典型的大阪人，他们虽来自于一个商人之家，但似乎都对商人们一心追逐的利润不是那么感兴趣，端木先生后来对我说过他如果不是出生在一个商人之家他会成为一个医生！在政治主张上他们是日本典型的左翼人士，提倡“中日友好”，但未加入当时日本流行的各个政治组织。端木叔侄是中华文化的爱慕者，但同时他们也是“明治维新”坚决的拥护者。特别是端木一郎，他在明治维新之前只读过小学，是在“明治维新”后，和小自己 14 岁的侄子一起在大阪中学完成了五年制的高级中学教育。他同当时大部分的日本人不一样，他在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后，依然对中华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所以他们叔侄也调侃自己是入欧但不脱亚。他们在日本时就请了中国先生教其汉语、诗词歌赋。所以叔侄俩在五年前就通过朝鲜来到了奉天。他们对到中国的这五年生活还算非常满意，生意做的也挺好，但端木总是说是“朱会长”照顾得好，他的生意才走向正规。现如今端木的生意已经到了离了他们叔侄，他们的茶行也能照常运转的境界。所以端木在闲时就会到附近中国朋友那“溜达”。当他收到他在朝鲜做生意时就关照他生意的朱桑来信时，他特别开心。热爱中国文化的端木从来没想过有人会邀请自己去讲课，而且对方还是朱桑的女婿，讲课地点还是奉天有名的私塾，心里自然是高兴无比。话说回来，在中日第一次甲午中日战争大清战败之后，国人对日本是佩服和好奇。因为这次战争是政府层面的，所以百姓再感叹日本“明治维新”仅仅不到三十年国力就如此强大。中日当时关系也还不错，当时日本还没露出其丑恶的“嘴脸”，所以民间基本没什么反日情绪。相反，由于中日文化相近，路途又近，所以在晚清有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其中有学军事、政治、法律、文学、医学等各个专业。知名人物我说几天都说不完。我的意思是当时中国民间抗日情绪基本没有。中日关系彻底恶化是因为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中国在一战派出 15 万劳工帮助协约国取得胜利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但是由于日本利用其国际外交的现实化，从中作梗，中国并没有得到战胜国应该有的待遇，甚至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权益比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从那个时候中国民间抗日情绪才高涨。说回端木先生，拿到信第二天就来到了辽阳县。当时从奉天到辽阳县 140 里路，赶马车三个小时就到。端木首先在我家的酒楼和我父亲边吃边谈。由于是老朋友的女婿，端木就比较放得开，甚至那次谈话之后，是被扶出酒楼的，喝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