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当时富人与穷人在阶级层面上的一个主要区分方式。这类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多为一些基本的经典书籍和诗词歌赋的传授，不会接受科举教育那种模式，授课方式相对较为灵活，不像科举教育那样呆板僵化。
第二类学生的人数虽然不如第一类，但基本上每天都会固定前来读书。这类学生的家境相对一般，读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踏上科举之路。这类学生当中，很多已经开书或者准备开书，他们的启蒙老师一般是我家那十三位固定的塾师，还有一部分是我父亲的名义徒弟。我父亲虽然身为私塾的总办，但作为读书人的他也会时不时地亲自授课。由于我父亲在奉天读书人的圈子里声名远扬，所以很多希望孩子走科举之路的学生家长都期望孩子能够拜我父亲为师，或者让我父亲担任其开书师傅，这样在科举的道路上能够更加顺遂。我父亲对于这些请求来者不拒，对于那些诚心诚意并且品行优良的孩子，通常都会欣然收下。
在此，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先生”和“师傅”是有所区别的。“先生”通常泛指从事教书工作的人，而“师傅”在走科举之路时，其意义更为特殊，不仅要传授知识，还可能在科举方面给予更为深入的指导，甚至对学生的仕途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普通的教书先生主要负责传授书本上的知识，而“师傅”则更像是学生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对学生的人生规划和发展方向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所以，尽管我父亲年纪尚轻，但凭借他在奉天的影响力，前来拜师的人络绎不绝，其目的也很单纯，就是希望借助我父亲的人脉和财力，在科举之路上能够走得更为顺畅。因此，我的师兄数量众多，有的甚至连名字都叫不上来。这些人也没有辜负期望，有的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直到 1905 年大清废除科举制度，我的师兄当中获得举人功名的数不胜数，甚至还有两人考中了进士。其他的师兄也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有所建树。
而且，在那个以孝治天下的特殊时期，“天地君亲师”的观念极为重要。那些师兄即便有的成就远远超过了父亲，但对父亲的尊重丝毫没有减少，甚至将我父亲视为如同自己父亲一般的存在。以至于在后来的辛亥辽阳起义当中，好几位师兄因为父亲的振臂一呼，毫不犹豫地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关于这些后续的情况暂且不提！这些所谓的“天地君亲师”原本就是封建社会畸形的产物，以我父亲相对“现代”的思想，原本不应该受其束缚，但父亲毕竟是这个“畸形”社会的产物，所以无论他怎样改变，那些所谓的“传统”也难以完全摒弃。因此，在我看来，父亲依然显得比较“封建”。
再说第三类学生，这类学生的数量相较于前两类要少得多，但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这类学生是商人的后代，他们接受教育完全是为了满足日后经商的需求。在清朝，商人家的孩子通常会接受多方面的教育：首先是儒家经典的教育，用以培养品德和文化素养；其次是商业知识的教育，包括算术、记账等内容，以便日后能够顺利地继承家业；还会接受礼仪方面的教育，使其在社交场合能够举止得体；部分学生也会学习一些才艺，从而提升个人的魅力。这类学生在私塾主要进行一些基础的教育，学习认字以及一些儒家经典，也会跟先生学习一些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其他的则根据不同的情况由家教来完成。这类学生原本数量不多，但我家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我父亲基本上不参与我家的商业运作，但名义上挂着辽阳“隆丰号”银庄帮办头衔的他在奉天商界属于巨头级别的人物，天生具备商人的所有优良品德。再加上辽阳的商业巨头刘全喜担任私塾的客座教师，一有空闲就会到私塾进行素质教育，告诉学生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同时也会和学生们分享经商的心得体会。所以我家私塾在辽阳府的商界有着独特的“吸引力”，辽阳府的商人基本上都会把孩子送到我家私塾来接受文化教育，甚至奉天和安东的部分商人也会把孩子送来，所以我家私塾还为这些商人子弟提供住宿，反正办学的地点宽敞，空出一些屋子给这些孩子也并非难事，因此这类学生的人数也不算少！
基于以上对几类生源的分析，新学的开展必然困难重重。但获得了办书院资格的父亲，虽然无法实现创办新学的梦想，但极具创新思维的他肯定不会让书院平淡无奇、普普通通。就父亲多年来接触的新学而言，他所了解的并不全面，只是从维新党人和政府办的新式学堂工作人员那里获取了部分信息。实际上，维新党人和那些官办新学堂的工作人员对于所谓的现代教育也是一知半解，更不用说我父亲了。
以戊戌变法唯一的成果“京师大学堂”为例，京师大学堂在初办之时，虽然具有一定的革新意义，但并未完全具备近代教育的模式。其办学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传统儒学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课程设置不够完善，教学方法大多是死记硬背。教育管理方面封建等级性较强，与近代的教育理念不相符合。其目标是为封建统治培养人才，而不是培养现代公民。用学贯中西、曾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辜鸿铭先生的话来说：“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不过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