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这便验证了杜聿三生于 1879 年这一推断。
关于杜聿三这个人，当时做过土匪的一位东北军团长如此描述：“他常身着紫袍，头戴紫巾，如同一朵绽放在乱世的火焰。他枪法如神，弹无虚发，似有天赐之能。虽生于匪家，却有侠义之心。他在辽河边设卡，并非为一己私欲，而是为保护一方百姓免受其他匪帮和恶霸的侵扰。他对抗洋人，在辽河两岸扬起反抗的旗帜，以无畏之姿捍卫民族尊严，是辽西百姓眼中的暗夜之光，守护之神。”这位东北军的团长必定也曾当过土匪，所以他这番话显然是在美化杜聿三。但从其言语中可以了解，杜聿三是个忠肝义胆之人，不但枪法精准，也具备一定的带队能力，三胖子等人也证实了杜聿三常常打劫俄国军队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商队的传闻属实。不管杜聿三打劫俄国军队是出于一己私欲，还是对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肆意妄为的不满，单就当时连官家都不敢招惹的洋老爷，杜聿三不仅不怕，还敢正面硬刚这一点来说，虽不能证明他有多爱国，但起码能体现出杜聿三的勇气和胆量。
然而需要正视的是，无论那些土匪如何美化杜聿三，他终归是个欺压百姓、作恶多端之人，再多的美化也掩盖不了其从事土匪这一职业所犯下的罪行。就罪恶这一点而言，每个当过土匪的人都无法抹去双手沾染的无辜百姓的鲜血和泪水，以及为获取钱财而流下的汗水。这点就连原本以报复官府和保护百姓为出发点的丁连山，在晚年也时常忏悔自己的罪行，他在晚年常跟三胖子说，不管他们用多么动听的理由，以及那些表面上为民除害的抢劫借口，都无法掩盖他们毫无缘由地去抢夺与他们毫无关联之人的私有财产，即便这个人穷凶极恶，也不应由他们来处置，而这些人的财产，无论来源如何，也不应由他们分配。而曾经那个顽劣到害死自己父亲的三胖子，即便在国家危难之际，倾尽全力，在达河寨以及东北其他地方与侵略者作战，用三胖子自己的话来说，这也只是在为之前打劫那些素不相识之人和向本就贫困的人家索取高额保险费的恶行赎罪罢了！我在此为大家讲述的仅仅是东北土匪的历史，因为这是东北近代史中无法回避的一环。但同时我也要告知大家，无论何种土匪，都摆脱不了其邪恶的本质！书归正文，当时杜聿三尚为孩童之时，其父亲杜宝增掌控着“三界沟”这个柳子。当时这个柳子规模处于中上等，仅有四五十人。在奉天，但凡有山之地，类似这种规模的柳子随处可见。然而，这股柳子所占据之地较为特殊，难以被剿灭，加之当时保险队尚未大规模兴起，所以这伙柳子凭借有利的地理条件，频繁下山活动。寨主杜宝增绰号“活判官”，极其残忍。他作案时，唯有这家主人乖乖将银两和宝贝置于其面前，这伙人才会罢手，否则，只要主人稍有不从或反抗，便会将全家杀得一个不留。而且，杜宝增一旦动手，必是灭门，不留活口，就怕被人认出，有时杀得兴起，连旁边的邻居也不放过，残忍至极，故而才有“活判官”这一绰号。
而杜宝增这伙人打劫并无特定目标，他们仗着几把英式左轮和毛瑟 c78 这类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枪支。要知道，盒子炮是在 1896 年之后才经俄国商人传入东北。有些朋友或许会问，那些土匪如此精良的枪支从何而来？为何比清军的装备还要好？大家需知，当时各国对枪支的管控并不严格，甚至有军人直接将部队的枪支售卖，且各国均有黑市，这些枪支在军火贩子手中均可交易，尤其是俄国的军火贩子，只是价格高昂。而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武器买卖，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出于军事战略考量，他们欲保持自身军事优势。若中国军队装备与其同等先进的枪械，会对其在华利益和军事威慑力构成潜在威胁。二是为了控制中国市场。出售二流武器能使中国长期依赖外国军工，便于他们掌控军火贸易的利润。三是出于政治因素，各国期望中国处于相对弱势，以利于划分势力范围，进行政治操控，若中国军事强大则不利于其瓜分利益。正因如此，土匪方能搞到优于军队的武器。
说起三界沟这伙柳子，凭借较好的武器，每次下山人数众多，故而每次打劫都能顺利得手，即便遭遇官府，凭借人数和武器的优势也能成功逃脱。这伙人没有固定的抢劫对象，有钱人自然是他们的目标，但大多有钱人将家安置在城里或有重兵把守之地，所以那些大财主若难以得手，他们甚至会打劫农家，尤其在秋收之际，百姓刚将一年辛勤劳作的收成运回家，这帮土匪便前来洗劫，有时甚至一粒米都不放过。民间流传着土匪有规矩，对农户打劫最多只占六成，会给农户留口饭吃，这不过是对人性的幻想罢了。这帮人毫无善心，只要下山打劫，无论哪家，能拿走的一粒米都不会留下。不过，这伙人也有底线，那便是不抢老人。若这家全是老人，没有年轻人，他们便不会动手，有时发现老两口粮食不多，还会扔下几个光洋。这或许是杜宝增对父爱母爱的回报，亦或是深知山下青马坎的百姓是他们的“大后方”，毕竟抢来的粮食还要卖给他们，粮食短缺时还得向老乡购买。
但此时，这伙人已恶名远扬。杜宝增“活判官”的绰号，除了带来无尽的杀戮，还引来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