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上庄董氏的坞堡中，董崇也等到了长子董衡的回报。
“你是说，我们这位新县君，是安乐公世子，刘玄德曾孙？还是朝廷数年一出的灼然二品？”
他颇感不可思议，起身在原地转了几个圈子后，问道：“当真吗？他们家不是二王三恪吗？不在洛阳里供着，怎么会来到我们这？”
董衡也颇有些忐忑，虽然走了一路，他对这个消息仍感到震惊，诺诺回应道：“禀大人，王督邮确实是这么说的。”
在洛阳人看来，作为二王三恪之一，安乐公府不过是一个光鲜的幌子，一个供起来的吉祥物。虽说既象征着帝国建立的丰功伟绩，也象征着道统与法统的传承，但到底没有任何权力，也就没有人去尊重。
毕竟洛阳光鲜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以致于人们丧失了对光鲜的敏感，对历史的敬畏，乃至对传说的向往。
更何况，刘备之后的安乐公府与刘协之后的山阳公府，到底哪个才是真正代表汉统的二王三恪，这也是一笔糊涂账，就更没有人会去尊重安乐公了。
可那仅仅是在洛阳，在帝国权力最强大的地方。二王三恪之所以称为二王三恪，是因为离开了洛阳，在天下大部分人的心里，这些名字就是传奇与神灵的代名词。无论是谁，都是在听着这片土地的历史长大的，哪怕你和这些名字之间毫无血缘，但只要亲眼见到他们的后人，总会产生一种离奇的感觉，就好像梦想化身为现实，传奇成为了确切。
现在董崇就产生了这种感觉，他追问董衡道：“王督邮有没有说清楚，朝廷为何会派他到这里？”
董衡小心翼翼地回答道：“王督邮也不是很清楚，郡府里只说，好像是参与到前段日子的党争里，得罪了皇后，才被贬到这里的。”
“得罪了皇后？”董崇闻言更是骇然。这一年来，朝廷内部政斗严重，即使是在边疆，大家也有所耳闻。但只要不影响自己的生活，那也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故事罢了。可董崇却万万没想到，遥远的风波竟然会波及到夏阳，这令他倍感不安，也更加不敢轻视刘羡。
面对这样的人物，董崇只觉得头疼万分，问道：“督邮有没有什么嘱咐？”
“嘱咐？”
“新县君既然是这样的人物，我们这些底下的人，哪里能自作主张？上面的一滴水，落到地方上，就是一场雷雨。督邮有没有透底，郡府是什么态度？征西军司又是什么态度？”
“啊，王督邮说，眼下朝廷党争刚刚结束，很多人事变动尚未稳定，据说是咱们郡的太守也要换了，他也拿不准主意，所以让我们先观望一段时间，到明年再说。”
“这样……”听到这个说法，董崇良久无言，等长子退下后，他点燃火盆，而后坐在火盆前冥思。
王督邮的建议是非常正常的，作为地方上一个县的乡望，其实就是一条供人随意拿捏的小鱼。在拿不准中央动向的时候，蛰伏与等待就是最正确的选择。妄动与试探，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再验证的智慧，活着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活着。想当年吴起、商鞅变法，不可谓不是雷霆暴雨，改天换地，但是只要熬到他死，立刻就是清算与反攻。扶苏坦然受死，那大秦不就顷刻间覆灭了吗？
目前刘羡在县里的举动，虽然过激。但说白了，也就是免去了家里的几个官职，少从县里领一些钱粮。虽然确实造成了损失，却也没到不可接受的地步。
但刘羡接下来的规划，却是董崇所无法接受的。刘羡号称要剿灭县内的所有马贼，而董氏和南面的呼延昌却是有交情的。
十四年前，董崇还未满三十的时候，他担任县令的主簿，到河东去采买纸张，结果撞上了从平阳落难过来的呼延昌。当时的呼延昌，不过是一个只有十来人队伍的小马贼，他看上了董崇携带的钱财，便欲杀而取之。
而在此危难关头，董崇灵机一动，发挥出自己人生中最大的才智，就是说服呼延昌与他合作。
董崇劝呼延昌从长远打算，来夏阳境内做马贼，自己则暗地里透露消息，给予钱财支持，所得的财物五五分成。
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妙招，本来呼延昌已经穷途末路，是打算绕路去投靠铁弗部的。但是在董崇德劝说后，他来到夏阳，得以肆意劫掠，然后在平阳的匈奴人中呼朋唤友，很快就发展壮大。
而郡府在得知消息后，也曾派千余郡兵前来进剿，但由于有董氏作为内应，郡府的数次进剿都徒劳无功，别说有所斩获，就连呼延昌的踪影都难以得见。只有董崇自己领路时，偶尔能有所斩获。
在此情形下，不仅呼延昌的队伍扩张到接近两百人，董氏在夏阳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从原本与冯氏、同氏相并列，逐渐变为三姓之首。董崇本人也坐上了县尉的宝座，还获得了知兵的美名。此后的历任夏阳长，若要想坐稳位置，无不依赖于董崇的辅佐。
当然，也不是一切都发展得这么顺心，有得必有失。随着几次失利，郡府近乎放弃了对夏阳的治理后，夏阳的民生日渐凋敝，各方马贼纷纷涌入，更是超出了董崇的掌握。
而呼延昌在发达以后，对董崇的态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