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霖跪在登闻鼓下，毛蘅和兵马司的王充并立在长安门前。
今日长安门暂闭，由此入门的商客被阻在门外，门内的围观之众甚多，议论，吵嚷，询问的声音充斥在一门内外。玉霖听得久了，耳中嗡鸣渐起，逼得她太阳穴胀痛。她抬头遥看立在远处的毛蘅众官，以及拿着镣铐和枷锁的兵马司众人，忽然觉得有些累。
毛蘅让她在登闻鼓下北向而跪，但她不想跪了。
她转向登闻鼓，抱膝坐下。
登闻鼓就在她的头顶，巨大的鼓面向她投下一道足以包容她全身的阴影。
叩阍鼓，越诉路。
对于赵河明而言，那是他为官的政绩。
登闻鼓初立之年，赵河明在登闻鼓下，设监察御史负责接收登闻鼓案件的状纸，直转达到皇帝御前。一时梁京言路大开。
而后玉霖为他守住了这一越讼之制。
奉明初年，东府辅臣击鼓被诛后，内阁曾有人奏请奉明帝，封禁登闻鼓院，撤下登闻鼓。当时，连赵河明的父亲，内阁首揆赵汉元都支持此议。
赵河明人在内阁，张口难言，放笔不辩，三法司唯有玉霖与吴陇仪提笔，与内阁长辩数月，登闻鼓终得以保全。
如今，玉霖因获罪而被刑部除名，人们谈及登闻鼓，唯赞赵河明是人间正道。
不过玉霖并不在乎。
这面支撑赵河明名声的鼓，对于玉霖而言，是她曾经静听民声的地方。
在她还是一个八品刑部司官的时候，她曾无数次走到这面鼓下。
梁京城多风，多雨，四时节气在城门前不断更迭，鼓下有老者，孱女……他们立在鼓下，悲喜两生。
悲的是艰难境遇，喜的是人间路尚未走绝，人虽然惨，可还可以活。
玉霖的眼睛不好，但她却把这一幅又一幅的人间悲喜看入眼中。
后来，登闻鼓不响了，即便它还立在那里，却再也不能保护风雨之下，苦苦经营的性命的梁京小民。尽管如此，玉霖还是会偶尔来长安门前，再看一眼它。
如今她坐在这面鼓下，鼓影就像一把巨大的伞，将她遮覆在它的身下。
万物有灵，她护下的鼓，在世人喧闹的议论之间，反过来庇护住了她的身子。
有那么一瞬间，玉霖似乎重获了当年立鼓时的那份愉悦。
兵马司指挥使王充，看着抱膝而坐的玉霖，不禁对毛蘅道：“她也太放肆了。”
毛蘅手中摊着一封信，额上已经浸出了细密的汗珠。王充的话他只是听了一耳朵，甚至连眼都没有抬。
他所有的精神都落在手上那封信上。
信是从宋饮冰与刘影怜从前往来的书信里取出来的，也是玉霖呈上的所谓“证据”。
信的内容不长，意思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八月底，焚天机。
没有落款，也没有署名，然而那笔老墨秀的字体一字见心，正是赵河明那一手登峰造极的“虎爪书”。
毛蘅和赵河明算是有私交的，赵河明对付公文的时候，写的是一手楷书，而这“虎爪书”是赵河明的绝技。
近几年，赵河明在诗词歌赋上的心思很淡，也就少有书道传世，加之“虎爪书”难写，他门下学生虽多，除了玉霖，再没有人得过真传。
王充站在毛蘅身侧，看着信上的字，内心也在打鼓。
天机寺的案子从他手里过到张药手里，他以为奉明帝的隐掌覆上，天黑之前，刘氏女必死，天机寺大火，终将以“孤女纵火至寺庙焚毁”盖棺定论。
这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死一个刘氏女，他的兵马司脱责，红铺的火丁军也可以活，甚至连那些骗廷杖的科道官员，也都暂时能消停，得以保全性命。然而，这封出自赵河明的手书在登闻鼓前被当众揭出，就已经成了北镇抚司想掩也掩不住新证。
玉霖把刘氏女从一个无足轻重的罪囚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人证，即便这个人证是一个哑巴，三法司也无论如何不能纵容北镇抚司将她刑杀灭口，否则赵河明火焚天机寺的罪名就再也辩不清了。
赵河明倒是不至于因此而死，但他的政治生命却很可能会由此斩断。
他是大梁最年轻的刑部尚书，也是前途最好的内阁辅臣，不论是内阁还是三法司，都不愿自断其臂膀。
王充一面想着，一面望向登闻鼓下的玉霖。
风吹起她身上的素麻裙，她背风而坐，静静地望着那面巨鼓，全然不顾长安门前针对她的行径，而越发喧闹的人群。
王充想起她曾经的身份，继而想起她从凌迟的刑架上脱身，在大理寺反杀王少廉的事迹，后脊微微发冷。
她明明已经是个一无所有的官婢了，如何能为了一个孤女，把三法司逼到这个地步。
“这……真的是赵尚书的字吗？”王充问毛蘅。
毛蘅这才朝玉霖看去，压低声音道：“这世上会写虎爪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赵河明，还有一个，是玉霖。”
王充忙道：“那这封信就不能是她玉霖写的吗？”
毛蘅摇了摇头，“她在大理寺受过拶刑，你看她的手……”
“手……”
毛蘅叹气了一口气，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