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石他们三人”，
“为什么要跟踪这三个人啊”，梁副局长不解地问到，
“他们三人，为了易培基的冤案，专程跑到四川、重庆，找蒋先生去伸冤说情”
“噢…继续说”
“就在文物正式南迁的前一天，我父亲突然收到了军统北平站传过来的一份紧急情报，称日本人预谋在南迁专列路过的天津段附近引爆炸药，意图阻止文物南迁，然后嫁祸于人，并借机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迫使迁移计划全面终止。我父亲见状，立即通过匿名的方式，将该份情报传递给了马衡先生，马先生当时是负责文物迁移的总指挥，应该说，这份情报还是及时起到了作用。当然，马先生也有可能从其他途径得到了这个情报。第二天，马先生在北平火车站送行专列时，特地将当时负责第一批文物南迁的吴瀛先生叫到一边，秘密嘱咐他，专列开出后，中途要改道，避开天津站，转平汉线南行。后来，专列正是按这个路线南行的，一路上安全无恙。我之所以要讲这些，就是想说，我父亲还是为国家做了点事的，并不是这位领导口中的那种十恶不赦之人。”
局领导顿时“嗬嗬”干笑了两声。
“领导，你也不要不信！有时间，完全可以去查一查，看看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专列后来是不是改道了？还有一件事，你也可以顺便查一下。当时有个叫周肇祥的人，此人曾是民国政府“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委员，曾负责管理过故宫，后来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后，退出了故宫。就是这么个人，在得知故宫文物要南迁消息后，受张继和日本间谍的诱导蛊惑，专门成立了一个‘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认**，设在你们大陆领导人现在办公居住的地方，然后公开通电全国，反对故宫文物南迁。不仅如此，这家伙还组织了一帮人，在故宫太和门前游行集会，散发传单，发表煽动性的演讲，想阻止故宫文物外运，后来，我父亲将此事及时通报给了军统北平站，这不，第二天，我父亲的两位同仁，穿着警察服装，来到了周肇祥家中，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两个耳光，然后将这家伙拷了起来，拖上车，关进了大牢。这样一来，原先那帮闹事阻止的乌合之众，一下子树倒猴孙散了，后来的文物外迁，就变得非常畅顺了，再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和麻烦了。”
“后来呢？”
“后来，到了37年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南苑又失守，我父亲这才暂停了秘密调查工作，随着故宫最后一批南迁文物来到了南京，留在朝天宫从事古物的保卫工作。他到了南京首都的第三天，突然接到了命令，并被蒙面带到了军统总部旁边的一个秘密处所，也就是前几天我曾去过的三元巷洪公祠对面的那条巷子。在那里，我父亲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戴笠局长，受到了戴先生的表扬。我父亲当时向他详细陈情了易培基一案的始末，以及文物南迁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情况。
再后来，过了大约半年时间，上海淞沪之战打响了，国民政府感到首都南京已不再安全了，决定安排故宫文物西迁。当时，西迁的路线分为三路，北路、中路和南路，北路和南路为陆路火车运输，中路为通过长江船运，我父亲当时被分配在中路，要跟船西行。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国民政府将首都正式迁到了重庆，我父亲此时还留在南京，没日没夜地参与抢运文物，先后一共运出了一万多箱，但令他万分痛心的是，剩下的将近三万箱的文物，最后还是没有来得及运出去。我父亲直到去世前，还一直在念叨此事，说这三万箱文物，都是康熙、乾隆时期的西洋贡品、清宫玉牒和内务府档案等，之所以没来得及运出去，主要是由于英国佬胆小怕死造成的。本来已跟英国的太古洋行约好的，可是到了12月…？…12月3号，他们的船长临时变卦，死活不肯将船靠上下关码头，导致这批古物，最后又被拉回到朝天宫存放，没过几天，也就是12月13日，首都正式失守了。听说后来小日本曾想将这批文物运到日本去，临时这些文物移到了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东方中学四个地方封存，还好，45年日本人投降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这些文物大部分还在。”
“暂时不说这些，还是说回你父亲吧”，梁副局长见他说的有点走样，便打断了他的供述。
“我父亲当时是跟着中路的船运这一路，文物通过长江运到汉口后，稍作了停留，就又到了宜昌，在这里，换上了民生公司的船，就这样，逆水行舟，一直到了第二年的5月份，才到了陪都重庆，这一路上，我父亲他们可是吃尽了苦头。到了重庆之后，我父亲就收到命令，没有再跟着文物去四川的乐山、安谷了，而是留在了重庆警备司令部。
再后来…大概是41年，不对，是重庆大轰炸后的第二年，43年，这一年的3月17日，我父亲接到了军统局的命令，一大早就来到了位于歌乐山的军统临时办公总部，第二次正式见到了戴先生。”
郑思龙停了下来，提出能否给他再续一杯水。局领导迅即起身，很快从外面拿了一杯水进来，摆在了他的面前。
郑思龙端起水杯，听到铁门“咔嚓”一声，知道已关闭，喝了一大口水，便放了下来，继续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