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逃叛就糟糕了。
桂老师在广州坐了两年冷板凳，无事可做，好在因为他个人平反了，前些年的工资和票据都给补发了，他没事做，但饿不着，在熟悉的地方，比在周家庄过得好多了。
七八年后，广东改革开放的态势越来越明朗，因其本身是千年商都和省会，加之靠近港澳，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快，到八零年时，广州的工作重心已经基本上转向经济，各行各业都有起头之势，尤其是文化类的行业。
桂裴华终于闲不下下去了，他找到管理他这类情况的组织，表明自己愿意从教育线转行，他从前是教国文的，文字功底好，恰好现在报社在招聘记者岗位，他可以做经济和民生类的报道，见报的文字诸多审核，上头有编辑和总编，还有支部中心，不必担心会有什么反动言论。
组织的人讨论过后同意了，现在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候，比桂裴华出身问题更严重的也有不少，也在陆续平反，回到原处。何况如今还要引导华侨归国投资，他有海外亲戚，可以去跟亲戚们做做工作，就同意桂老师的档案从大学调至广州的报社，甚至还同意他尽快和香港的家人取得联系，说只要不危害国家安全，欢迎他们归国团聚。
八零年做出这个改变，也是一个春天，桂裴华取得了组织的同意，一路辗转，再一次坐上了去平水县和周家庄的汽车，要把自己最后一部分档案调出来，拿回广州。
回到周家庄，桂裴华看到知青们陆续都走了，知青点空荡下来，剩下的都是周家庄的村民们。
日出作日落息，周家庄还是那个一成不变的村庄，跟外头日新月异的城市相比，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改变。
再回到这个下放的地方，桂裴华很是感慨，对一直照顾自己的村支书周善民多有感谢，带了不少吃的东西过来，还给周家庄送了一台收音机，让他们在农闲的时候可以摆弄听听。
村支书周善民也很感动“桂老师啊，您还是第一个离开了周家庄，又回来看我们的人！”
大家都不提桂老师是回来调档案的，只当是人情走动。
桂裴华已经调整了两年，头发也染黑了，不再是住在牛棚边上的糟老头儿形象。
周长城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张大了嘴巴，一副呆头鹅的傻样子，原来这个桂老师竟这样斯文年轻，看着似乎还不到五十岁，从前他总以为桂老师和他爷爷奶奶差不多年纪，没少叫他桂爷爷。
桂裴华对周长城一直很关心，从前他还在周家庄的时候，就承蒙他家的大人照看，知道这小孩儿再没家里人了，心中很是可惜，可他也没办法把周长城带走，别说并未到这种托孤的情分，就是论起来，风险也大，现在他是平反了，可政策若是反复，会不会又把他再次下放？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数。
周家庄的证明写好了，还要到平水县去拿桂裴华的档案，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关卡，桂裴华就请求周善民一起去县里帮帮忙走一趟。
春耕刚过，庄上也没什么事，周善民就答应了。
走之前，周长城扛着锄头路过，要去前头的田地里除草。
桂裴华想起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那个给他一根红薯的男孩儿，把人叫住“周长城，今天不干活了。走，我请你去县里喝碗肉丸子汤，当是还你给我的那根红薯。”
周长城也实心眼儿，变声器的男孩儿嗓子像鸭子，粗嘎嘎的“桂老师，你已经还过了。”他说的是那支钢笔换粮食的事。
桂裴华就笑了，他就是喜欢周长城这种朴实和善良“走吧，跟我和村支书一起去，傍晚你和他一起回来。”见这小孩儿犹疑，又笑道，“怎么了？连肉都不吃了吗？”
现在乡下虽饿不死人，但也只有过年才能见到点肉星子。
周长城咽了下口水，自从到了这个堂大伯家里，别说肉，能吃上一碗红薯干饭就是奢侈了，不再犹豫，立即把锄头放回去，也不管大伯母在背后追着他骂，飞跑着追上了桂老师和村支书。
爷爷和爸爸去世后，周长城再没有去过县城了。
到了平水县，桂裴华要调取档案，果然遭了关卡，破了□□后，革委会也陆续倒台了，知青办还在，听他是外地口音，两头人都推诿说不见他的档案。
周善民帮着发烟，也帮着找人疏通，但不得其法，一下说要谁开条子，一下说要什么部门盖章，总之就是不肯痛痛快快地把档案给人。
跑了一中午，两个大人累了，带着周长城上国营饭店吃饭去。
周长城本来就是手脚勤快的孩子，这两年在堂大伯家寄人篱下，屋里屋外的什么活儿都干，很知道眉高眼低，看桂老师在饭店窗口付了钱和票，立即就帮忙端饭端菜，桂老师不开口就不敢开吃。
村支书还夸周长城机灵，孰不知这是无亲无故的孩子没人疼，被逼着早当家，因为不干活就没饭吃，就是干了活儿也要被嫌弃做的不好，不会来事儿。
那日桂裴华迁档案，在国营饭店吃中饭，恰好碰上周远峰一家子招呼他准大女婿魏思进和大女儿周小芬。
魏思进是市里人，跟周小芬是市师范学院的同学，在学校时他们就开始谈对象，毕业后准备结婚，魏思进这次是来县里见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