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发生的种种令后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如同教员所说，其实概括起来无非是“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这十一个字而已。
只不过，“谋势”这两个字说起来很简单，但真要做到的话，其难度何止一星半点？
因此，春秋时期的“谋势者”们，往往会翻车，最终栽倒在“谋子者”手下。
而这其中，当以吴王夫差和宋襄公这两位谋势者最为出名；
当然，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后世，这两位也被黑的最惨……
………………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在夫椒之战中大败来犯的越军后，乘胜长驱攻入越国腹地。越王勾践仅剩五千残兵，退保会稽山。
大好形势之下，吴国君臣却就如何处置越国发生了重大分歧……以伍子胥为代表的一派，指出越国“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chóu)”、“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生存竞争的矛盾不可调和，主张乘势灭越;
而太宰伯嚭(pǐ)一派则认为“闻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主张按中原争霸的规则办，接受越国的求和。
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吴王夫差最终采纳伯嚭的意见，接受了越国的求和。
此后，夫差又对越国长期采取怀柔羁縻的政策，让越王勾践得到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战略喘息期，最终成功翻盘，灭吴取霸。
后世史家，多将吴国之败归咎于夫差在会稽山下的这次决策。
而很多所谓的“民间史学家”实在看不懂夫差和勾践这两大高手对弈的棋路，他们又勇于替古人分忧，于是便“列举(编排)”出了一大堆干扰夫差决策的花边八卦。
比如说，伯嚭被越国的糖衣炮弹击倒、夫差本人惑于女色，刚愎自用等巴拉巴拉的，硬是将越国的公关运作和战略忽悠拔高到了中国史上的顶尖水平。
呵呵，
历史就这么简单?
但凡能成为上位者的人，尤其是在春秋这种无义乱世成为一代雄主的上位者，哪有什么简单角色！
……………………
对于这件事，某本叫做《历史的棋局》的书大约是这么解释的：
事实上，吴越之争，由来已久。
而且这种矛盾，是先天自带的。
如果你手中有份春秋时期各国辖域的地图，在上面找到吴越二国的位置，然后稍稍研究一下彼此的地理特征，就会明白这两国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了“一山不能二虎”的地缘格局；
越国自称夏禹之后，为少康庶子封于会稽以守大禹之祀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吴国则为姬周之分支。史称周太王欲传位给小儿子季历之子姬昌(即周文王)，季历长兄太伯、次兄仲雍遂主动推贤让能，托词采药而离国南奔，远走江淮流域，建立了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
吴太伯十九世传至吴王寿梦，吴国始强。
吴、越两国的上层统治者，虽都从中原南迁而来，凭借文化或武力优势征服了当地土著，建立起国家，但越国作为南迁的先行者，生存空间却遭到后续络绎而来、拥有更先进文化以及农业、军事技术者的吴国的不断挤压。
至吴越相继崛起之际，两国间的地理形势大致如此一吴国立国于江淮流域，其核心区为富庶的太湖平原;越国则被挤压到了钱塘江和杭州湾南岸之间，一片东西向的狭长海岸平原及其以南山地。
这片狭长的海岸平原，西起杭州湾喇叭口，东至宁波海岸，即今之宁绍平原（宁波-绍兴平原）……要知道，在杭州兴起之前，江浙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会稽/绍兴为中心的，宁绍平原这一区域的重要性在当时可想而知。
而事实上，这片平原由钱塘江、曹娥江、姚江、奉化江、甬江等多条江河冲积而成，肥沃且适于稻作，委实是春秋时期不输于中原熟土的宝地。
但肥沃归肥沃，从放在春秋那种环境下，这片宝地却也有自己的先天不足。
从宁绍平原再往南，即进入浙西南山地，为龙门山、会稽山、四明山等山系切割成无数小碎片……当时居住在这片山地的越族因地理阻隔而极其分散，故被称为“百越”；
哪怕到了后世，江浙地带任然存在着“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的特征，由此可见这种空间上割裂，对于吴国统治带来的难度……要知道，“越人喜作乱”这句话，可不只是单纯地指秦汉时期而已。
可即便是如此，对于越国而言，宁绍平原是其最后一块平原根据地。
若失去这块平原，就只能向西向南退人浙闽山区。山地既不适宜稻作农耕，贫瘠的产出也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人口聚落，无论是政权规模、军事组织，还是以冶金、铸剑为代表的手工业技术，都将迅速而全面地退化；
一言以蔽之，若失去宁绍平原，越国就要遭受降维打击，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期的文明程度，跌回蛮荒的部族。
鉴于宁绍平原关乎国运兴衰，故越国建都于平原西端头之会稽(即今绍兴)之后，从来都是一副以“君王死社稷”的姿态保卫这一核心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