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塔墓地，M33号墓坑内。 陈翰与庄云鹏、张健波三人正蹲在坑内，清理着墓室里的随葬品。 还是老搭档，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从喇家遗址到凤凰山汉墓群再到这，陈翰已经与他俩搭档发掘了七八个探方了，互相之间也算是配合默契。 都不用说话，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想要干嘛，工作起来效率非常的高。 “哎，也不知道这是哪位曾叔的墓，怎么曾国人都不太爱在青铜器上刻自己的名字啊？” 捧起一件青铜戈，发现上面又是只刻上了一句“曾叔自作用戈”的铭文，陈翰稍有些沮丧。 对于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家来说，大家对“曾国”这个史书上记载稀少的西周诸侯国，是充满了未知感的。 不管是曾国的历代国君，还是大臣贵族，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事，对华夏文化产生了多少影响。 曾国的社会情况，国家的制度、文化，民生，经济情况等等... 几乎全都是一片空白。 所以陈翰迫切的想要从地底下，找寻到更多和曾国有关系的记录，最好可以还原出这个不被历史着墨的失落侯国。 可是很遗憾，文峰塔墓地这边出土的文物。 虽然说有不少青铜器铭文，但是大部分都只是写上“XXX制作”而已。 并且这里的人名，很多都只是“曾子”“曾孙”“曾叔”“曾叔子”之类的，连个全名都没有。 也就是曾侯舆的编钟上，简单说明了一下曾侯世系的出身，以及他参与吴楚之战的这件大事而已。 能够纪录更多信息的竹牍、竹简、木牍等物，都没有出现。 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 这毕竟是一片春秋晚期的墓地。 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春秋时期的竹简是非常少见的。 虽然说，根据《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以及商代甲骨文中的“典”、“册”等字符，可以看出早在商代，人们已利用竹木制简，用绳编连成册。 但是实际的考古过程中，不要说商朝，能够确认为西周时的竹简也根本没有。 偶尔发现的推断为春秋晚期的竹简，也饱受质疑。 能发现的春秋竹简，仅是寥寥无几的几段残简，文字模湖晦涩、很难确证到底是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早期的竹简。 相对来说发现较多、成卷成册的竹简只能追朔到战国早期。 究其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西周到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贵族们，对文字的垄断比较看重。 文字和知识通常都是掌握在极少数贵族手上的，而且必须要严格保密，世代家传。 当时可不兴什么传播知识，教化百姓的说法。 春秋时的竹简书籍，主要还是被诸侯宗室贵族所掌握，并且严禁外泄，甚至是只有家主和继承人才可以学。 而且除了记录本国史料以外，其他书籍少得可怜，私家着述基本没有。 可能只有历代贵族自己总结出来，着写而出的“家传之书”，在各贵族家里世代相传。 也就是各家的家传之学。 而这种家传之学，是不可能在某一位贵族死后作为陪葬品，埋入墓葬之中的。 要是埋地底了，那子孙后代还学啥？ 这其实也从某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商代除了甲骨文之外，再没有其他文字载体出土。 因为记载了知识的竹简，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物品，是不可能拿来陪葬的，必须要留在家族中传世。 而更早的夏朝，为什么之在传世史书上看到，却没有任何出土文字，似乎也可以得到解答。 越往早，文字（知识）就越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且需要垄断保密的东西。 当时或许有类似竹简一样的文字载体，但是绝对会好好保护，不会带入地下。 而类似西方那种“石板”，华夏最早只能找到大约春秋时期的陈仓石鼓。 这只能说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 华夏与欧洲不同，在夏商周时期并不兴在石头上刻字，是利用竹子或者木板来记事而已！ 要到战国早期，诸子百家开始兴起，“知识”开始了第一次大型传播之后，才会有一些“士子”，将诸子典籍用来陪葬。 秦汉时期，才能够大量保有记载了先秦典籍的竹简。 从而才会被现代考古学家所发现。 想要找寻记载了曾国本国历史的竹简，恐怕得从曾国战国时期的墓中找，才有希望发现一二。 只是曾国战国时期的墓，目前还没发现几个。 曾侯乙算一个，但是曾侯乙墓里没有任何记载曾国的竹简出土，不然“曾随”之谜早就破解了。 除了曾侯乙之外，出土了曾侯乙墓的擂鼓墩土冢，擂鼓墩隔壁的王家包、蔡家包还有四个已经勘查出来，但是没有发掘的曾侯级别墓葬。 而且时代应该是在曾侯乙之后。 可惜，国家不让主动挖掘，只能将其保护起来。 “哎，我们干考古的，不就是这样嘛。” “这些曾国贵族墓里出土的少数铭文，就像是一片片树叶。” “而曾国的历史，则是完整的一座大森林。” “我们每天都在试图通过几片树叶，去还原出一整座森林。” 庄云鹏耸了耸肩，充满信念的说道：“虽然这很难，但是有挑战性的事情，才会激发人的斗志，不是么？” 哟，陈翰挑了挑眉，有些意外。 自家这位咸鱼师兄，居然还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一句话？ 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 他连连点头附和道：“师兄说的对！” 庄云鹏嘿嘿一笑，终于是在陈翰面前找到了一点当师兄的感觉啊，爽！ 就在他还准备继续来几句富有“哲理”的话，想要多教导教导师弟的时候。 陈翰却惊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