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三胖子等人在首山小餐馆的这次会议，除了明确具体目标外，战术规划也十分周全，所谓计划和执行都安排得可谓天衣无缝。首先，三胖子挑选出这些人中最具经验的六人来执行任务，这六人无论从“听从指挥”还是“打劫经验”来说，无疑都是这些人中最出色的，诸如从破门到枪法、讹诈、打扫战场等能力和经验，在这些土匪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首先，三胖子向这六人交代“如何配合”这次洗劫崔木匠家，这六人也欣然表示接受三胖子的指挥。然后，计划再由小李子做内应。小李子负责带人破门进府，而且小李子必然和崔木匠家是邻居，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沟通应该没问题。三胖子计划了两套不同的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武力威胁下，由小李子和崔木匠谈，只要崔木匠乖乖交出 3000 两白银，如没现银可用宝贝顶。如果崔木匠乖乖就范，则不动武，甚至可以保证为崔木匠家提供保护。这是当时土匪打家劫舍的一套规矩，本质就是能不动手就绝不开火，要的银两也是有固定的数量，就是根据这家人的财力，要其身价四成左右的银两。如主人乖乖就范，则会采取合作方式，就是主人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银两，土匪则采取保护，不但之后自己不动手，也会用各种方式不让其他土匪动手。传统东北土匪都是这么干，以武力威胁为主，很少有那种杀人烧宅的事，这种被称为“敲竹杠”，是当时土匪常用的招数。主人家也畏惧这些“没家没业”的土匪，通常都会选择就范，但少有的地主家是有脾气的，不会乖乖就范。那么第二套计划就是“硬抢”，那就复杂多了。通过土匪盯上这家都有所谓的“内应”，这种人不但负责谈判，而且在“谈不拢”之后，他会带路。同时，这类内应也会通过打听对该府的保安力量有所了解。
因为当时奉天土匪猖獗，所以大户人家都养一些“武师”和当地“恶霸”对其看家护院。这些人武力不一定有多强，但能做这行皆手眼通天，不但上通官府，而且下也通土匪。但毕竟是为东家提供安保的，所以不光和各势力能说得上话，同时也得具备一定的“武力”。万一被外地的土匪盯上，这些关系都用不上时，为了不坐以待毙，所以那些条件好的老爷们还是会出点银子，组成一个私人武装，用来对抗这些土匪。前文书已交代过，由于大清取消了“禁关令”，关内人便不断地涌入关外。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的大迁徙，有的是躲避战乱和饥荒，而清末“闯关东”的浪潮，大多是为了拥有大片土地。所以，闯关东的迁徙浪潮在中华历史上都极为罕见。这就使得本就内忧外患的大清，没能力为当时人口已经过千万的奉天提供有效治安保证。所以，在当时，只有城里和像我家祖宅这种城市周边地区才能接受有效的治安保证，而像那些远离城里的乡镇，是得不到任何有效治安保证的。
就拿当时辽阳县的下达河乡来说，这个乡据当时辽阳县志记载有民七千八百户，由于每户人家人口数量不同，就按每户 5 人来算，下达河此时有人口近 3 万。每个乡政府设巡检司一处，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长官则叫巡检，通常由从九品官员担任，这可是大清体制内最小的官。而巡检司包含各类武装，有巡检司的直属差役和绿营兵、练军或防军（晚清练军是从绿营选精壮组建，采用西式训练。防军源于勇营，用于地方防御，二者装备和训练各有不同），甚至八旗兵。巡检除了不能直接管八旗兵，其他都由巡检管理。但根据地方的重要性，巡检司的人数也不同。比如安东振兴巡检司，由于与此时已经被日本占领的朝鲜接壤，所以镇兴巡检司的巡检为正九品官员，同时振兴巡检司仅弓箭手就有 30 人，整个巡检司各类兵种高达两百人。所以我外公的宅子就在振兴乡，安全得不得了！但这是比较重要的地方，一般地方达不到。但像我家的北园乡，因为紧靠辽阳县城和辽阳府，可以说地点非常好，北园乡就在辽阳城和辽阳县城中间，到辽阳城只有 30 里，到辽阳县城也更近。所以北园巡检司光防军就有 30 余人，练军 50 余人，而且还有巡检司的差役 20 余人，我家可谓安全极了。由于我家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辽阳县令特意安排北园乡巡检司一支 30 人、来自不同兵种的部队驻扎在我家北哨村的祖宅附近。当时政府这些团练也好，绿营兵也罢，相较于西方和日本的武装，真的是不堪一击，但对维持治安还是绰绰有余。那些土匪固然很“生猛”，但是毕竟都是乌合之众。大清这些个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吸取了很多经验，所以这些个绿营兵和团练在训练和作战上有了大幅度进步，不再是之前被起义军随意蹂躏的了。再加之，守和攻是有明显区别的。虽然大清在当时对那些个土匪也进行过规模不同的围剿，但大部分以失败告终。这不是说清军战斗力不如土匪，而是斗志和攻守，以及兵力差距！
这就要说回三胖子父亲盘踞的下达河。下达河乡有居民近 3 万，但下达河既不是大清国边界，又不是大城市周围，所以下达河巡检司总人数只有巡检司的差役 4 人，防军和练军各 2 人，再加上巡检吴大人也只有 9 人。而且晚清在经过了那些内忧外患后，官兵地位一落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