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事不难看出，清政府的协调和动员能力颇为强劲。在那个电报尚未普及的年代，像海城县这般的小地方，全县衙竟然仅有一部电报机，这还是得益于洋务运动带来的些许好处。然而，这唯一的一部电报机主要用于县令与上级部门进行沟通，县衙各个部门的主要通信方式依旧是口头传递。虽说效率低下，但保密性倒是不错。所以，在县衙中地位较高的官吏都有自己的门子。门子，乃是清朝县衙里负责为重要官吏与他人传递信息的杂役，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官员和其他人之间传递消息，属于县衙中较为特殊的角色。这类人往往深受其主子的信任，自然也会为主子保守秘密。当时，县衙里各个部门负责人之间的通信都依靠这些门子，安全性极高，只是行动能力有限。
即便在如此条件下，当陈儒找到县太爷说明情况后，从县太爷和陈儒开始部署抓捕计划，经过半个时辰（即一个小时）的协调和动员，各部门便开始行动。甚至县团练在其团总金鑫是海红院二东家这一有利条件下，团总已然开始行动，甚至已经各就各位。而在另一边，以县太爷钦定的抓捕总指挥陈儒，在练军把总赫舍里·东宝的配合下，集结了 60 余名练军。这 60 余名练军原本负责县衙的保卫工作，甚至县太爷的警卫队都被动员来参与抓捕。可见，清政府若真想做事，效率还是相当高的！关键就在于县太爷是否愿意去做。
提及海城这位县令，其实口碑甚佳。传闻他中过进士，虽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但他无疑是个成功的读书人，这点确凿无疑。虽说在那个年代，由于制度的缘故，这些官僚似乎不太在意普通百姓的利益，这位县太爷亦不例外。但基本的人性，这位县太爷还是具备的，所以他在海城普通百姓当中的口碑还算不错。
这位县太爷极为看重名声，在了解三界沟这群土匪的暴行后，他甚是愤怒。但出于自身能力的问题，他从未想过主动剿匪。然而，机会送上门来，他当然想“为民除害”，所以他对这次抓捕行动格外上心。除了自己不能亲自上阵外，他把能调动的资源和人手全都交给了陈儒来执行此次抓捕。因为那个年代与现在大不相同，官和民的地位差距极大。虽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但在当时的专制王朝，他就是海城县所有百姓的父母，“父母官”这个词大概就是由此而来。所以，以他的身份地位，不便亲自指挥抓捕，这也是为了他个人的安全着想。再者，平日他对陈儒极其信任。在这位县太爷还未成为县太爷，尚是大洼县教谕的时候，陈儒就已拜他为师。所以在官场，他们是上下级关系；私下里，他们则是师徒。在那个传统的年代，师徒之间的关系仅次于父母，所谓“天地君亲师”！正因如此，他对陈儒的信任无可比拟。
同时，他也很器重年仅 17 岁的冯德麟。因为冯德麟符合一个优质下属的所有条件，他深知冯德麟的能力，也清楚冯德麟和那些江湖中人的关系。不过，当时冯德麟的这些关系并未给他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倒让冯德麟在工作中如鱼得水。所以，冯德麟很得这位县太爷的赏识。因为在这种官僚眼中，实用最为重要。但话说回来，冯德麟只是在工作上得到这位县太爷的器重，私下里，他们几乎没有交集。冯德麟平日虽对县太爷阿谀奉承，但在私交上，他更喜欢与江湖中人往来，这就使得他们的关系仅停留在工作层面。但陈儒则不同，私下里他和陈儒亲如父子。所以，他对陈儒和冯德麟在工作上的对立心知肚明。虽说他声称同等对待，但实际上怎么可能呢？所以这次行动，县太爷不仅让陈儒以他的名义指挥抓捕，而且确实没有通知冯德麟和他的伙伴们，足见县太爷对此次行动的重视。
练军把头东宝，本就是正七品武官。虽说在清朝，武官的地位远远低于文官，但毕竟他是有品级的，而且东宝还是旗人。东宝在县衙和陈儒称兄道弟，况且他身为旗人，又是武举出身，所以他瞧不上冯德麟。而他对陈儒和自己上司的关系也了如指掌，所以这次抓捕他心甘情愿地给陈儒当起副手。
话说抓捕队伍第一批已经就位，团练的 13 位弟兄中的四人已经将杜宝明的包房围了起来，还有 9 人在一楼大堂关注着柳海龙和彪子的一举一动，另外还有两人乔装成客人守住了海红院的正门。可以说，官府这边在此次抓捕行动中已然占据上风。而这 13 人是团练，也就是所谓的乡勇，他们的战斗素养可不是那些捕快和衙役所能比拟的。
就在离海红院 300 米的距离，在海红院后街的一家酒楼里，60 余名团练正在此集结。在酒楼二楼包房内，陈儒和赫舍里东宝以及各位参与抓捕的府衙幕僚和练军军官正在商议抓捕细节，而这家酒楼的这间包房就是这次抓捕的指挥部！就在团练乔装成的最后两位客人进入海红院落座后，那边陈儒的门子便来酒楼汇报情况。此时身着一身紧身衣的陈儒对包房内的人说道：“开始行动吧，就按原定计划来。记住，一定要将那个叫杜宝明的匪首抓获，而那两个喽啰放走一个。如果我们这边伤亡过大，让他们走也没关系。我们的目的就是抓住匪首杜宝明，故意放走那二人，这样那二人肯定会回山寨报告情况。根据青马坎的那位裁缝提供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