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县君赴任的当日，一口气辞退了十九名县府官吏，而且不还是一般的县吏，而是县尉、县丞、功曹、廷椽这样的高级官吏。放眼整个天下，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但刘羡不仅做了，而且还吩咐人贴了张露布，大张旗鼓地将此事告知全城百姓，然后就去歇息了。
在他入睡的这段时间，消息很快便在县里引起轩然大波。
此时已经过了秋收时分，正是县里百姓最闲的时候。哪怕是穷困如现在这般境地的夏阳县，百姓们也忍不住要品头论足一番。
有好事的人看完露布后，对围观的人感叹道：“新县君到底是年轻人，锐气竟然这么足！这么大的人员变动，几十年来，还是第一次吧！”
很快便有人发牢骚：“有什么用呢？十几年了，县府的人来来往往，也换了好几遭，除了拿着袋子找你要粮，就是拿着绳子找你要人，除此之外，还干过什么？”
这引起一片共鸣，毕竟有多少次希望，就会有多少次失望。
但也有人反驳说：“总比什么都不干好吧？再怎么说，新县君也是个有魄力的人，总不见得比现在更差吧？大不了就像以前一样过呗？”
这话是有道理的，有些有见识的老人就分析起来，摇头道：“就怕比现在还差，被辞退的这几位，再怎么说，也是我们夏阳人，要顾着点名声，新县君没有他们帮忙，能干成什么事呢？”
一些穷苦人却说：“我看也不见得，县君这告示写得很对，县里搞成这个样子，县里的贵人们莫非没有责任吗？他们是夏阳人不假，灾年的时候，我也没见过他们免一斗租啊？”
“要我说，新县君就是干得好啊！先不说以后做得如何，就事论事，有些人早就该滚出来了！”
说起贵人们的毛病，大家有说不完的话题，不管在什么样的穷苦环境里，人们都不会感到厌倦。于是大家纷纷议论起来，抱怨着这些年来遇到的种种不公。
而与此同时，有几个人离开了争吵的人群，相互探望一眼后，各自如飞虫般离开，恰如同蜜蜂回归蜂巢。
就在当日中午，这些本县的乡望们也基本得到了消息，知道新县君已经就任，而且看这架势，是准备在县内大闹一番。
虽然身处关中，与河东、京兆等富庶郡县毗邻，但作为一个全国排得上号的贫困县，夏阳县自然没有什么大族。
但历史悠悠，再不起眼的地方，也曾经拥有着辉煌的历史。同理，即使是夏阳这样的小县，乡望寒门的祖上，也未必没有扬名海内的大人物。
在一百年前，夏阳曾有五大族，分别为卜氏、董氏、韩氏、冯氏、同氏。
其中卜氏是“孔门十哲”卜商之后。卜商又称子夏，在孔子死后，他游历诸国，晚年到少梁定居，开创了赫赫有名的“西河学派”，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等战国名士，都在此学习受业，可谓是整个战国法家的起源之地。
董氏是楚汉时翟王董翳之后。董翳本是秦国都尉，先在秦末大乱时随章邯征战，大破陈胜、项梁，算是威名赫赫的一代名将。只是巨鹿之战中为项羽击败，便说服章邯向项羽投降，被项羽封为翟王。后汉高祖刘邦还定三秦，他不能力敌，再次投降后，便迁居于夏阳。
韩氏的起源倒简单，就是战国时韩国王族旁支。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其国名与国姓便来自于夏阳境内的韩原。而在周襄王时，秦穆公在韩原击败晋惠公，一举奠定关西霸业后，韩氏主脉便迁往河东，一部分旁支则留在这片祖地，继续生息繁衍。
同氏、冯氏的渊源最短，但祖先却更加有名，他们是太史公司马迁之后。作为西汉有名的著史世家，在司马迁著写完《史记》后，他自认为秉笔直书，得罪了汉武帝，子孙后代必受牵连。便令长子司马临改姓冯氏，次子司马观改姓同氏，以此来避祸。
这五姓共同见证了夏阳在五百年岁月变迁，在两汉的兴衰中，一度以为这种生活会到天荒地老。但历史的长河从来没有什么永恒，随着汉魏的更替，夏阳的格局也紧接着发生了改变。
在官渡之战后，袁曹在河东大战，其间夏阳的第一大族卜氏参与到高干河东之乱中，结果为参军张既所族灭。
而在曹刘汉中之战时，关中因粮食匮乏，民心不稳，曹操便将关中的大量民众迁往河北，夏阳的第二大族韩氏因此离开故乡。
至此，夏阳县仅剩下董氏、冯氏、同氏三姓。他们以接近苟延残喘的方式存活着，又默默等待着振兴家族的良机。
如今的这三姓都已称得上是中落，主家占地不过千亩，仆从不过十余人，在关中诸姓中根本无足轻重。但在夏阳，经过数百年的开枝散叶后，他们的影响力毫无疑问是巨大的，毕竟三姓族人几乎占据了夏阳户籍的半数，想要治理好夏阳，当然离不开他们的帮助，所以魏晋以来的历任县长都以笼络为手段。
其中被笼络最多的自然是上庄董氏。虽然如今文风发达，士族间多贬武崇文，以诗书传家的往往高人一等。但在夏阳这么一个穷困的地方，诗书显然用处不大，而出身名将之后的董氏兼修兵法、刑狱，颇通庶务，所以在如今的三姓中，也是最得县府倚赖的。